宁波猫的窝

老牌“台独”分子李登辉6月22日前往日本参加冲绳二战时“台湾人战亡者”慰灵碑揭碑仪式。23日晚，李登辉更是在所谓的“李登辉之友会”举办的晚宴上以日文演说13分钟，期间甚至还数度哽咽，媚日表演是相当卖力。此前台媒鼓吹称，李登辉窜访冲绳期间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但直到安倍离开冲绳为止，李登辉都未能见上安倍一面。今天的台湾省虽然仍有部分民众继续心系祖国、坚持两岸统一，但以李登辉之流为代表的鼓吹“回归日本”的“皇民”也占了相当大比例。日本如何推行在台“皇民化”，而“皇民化”又给两岸统一造成了哪些障碍，本期出鞘带您关注台湾省“皇民化”。

虽然“台独”分子经常宣传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省近代化的贡献，以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但实际上台湾省的近代化起始于清朝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时期。他在任内，不仅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1400余里，还创立了邮政总局，当时台北邮路远达厦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是全国最早的自办邮政业务，甚至比清朝成立的邮政官局还早八年。此外，刘铭传还修建了台北至基隆、新竹和基隆至新竹的铁路，而这也是全国最早的自行集资、自行主办、自行掌控的自建铁路。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清朝积极在台湾省推行近代化运动，但却并未在文化和族群认同上推动台湾居民国家意识的形成，这也为后来“台独”意识的兴起和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而留下了空间。

1895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将台湾省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和林朝栋等台湾省本地士绅则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并以清朝巡抚唐景崧为总统，设立筹防局和团练局，在台北一带部署正规军三万五千余人，抵抗日军登陆侵略。日本则以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首任“台湾总督”，并派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准备武力接收台湾。日军军舰到达淡水港附近，遭到了守军的强烈抵抗，日军见淡水港不易攻下，便改由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陆，6月2日日军占领基隆炮台。唐景崧等人见势不妙，纷纷内渡，台北城顿时陷入混乱。这时辜显荣代表艋舺士绅，将日本军队带进了台北城。1895年11月18日，桦山资纪宣布全岛平定。值得一提的是，辜显荣也因迎接日军进城和协助日军剿杀抗日台湾人民，而获得日本人的赏识，就此开创了号称“台湾第一豪门”的鹿港辜家。

1898年，日本派遣后藤新平赴台担任“民政局局长”。因为时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实在太忙，后藤新平这位“台湾总督府”的二把手成了日本处理台湾省殖民事务的直接负责人。后藤新平抵台后，曾拟定条令《匪徒刑罚令》，规定：不仅抢掠、伤人，甚至连破坏建筑物、道路和电波塔的也要被判处死刑；另外，凡是被“总督府警察”认定为是“匪徒”的台湾民众，也都要被判处死刑。据统计，仅是在《匪徒刑罚令》实施后的5年中，就有至少3000名台湾省居民被杀害。此外，后藤新平还开办了可供台湾省儿童学习日语的公共学校，但当时这些儿童不仅无法进入专供日本儿童就读的小学学习，还一律不被准许上中学。日本人的想法简单明了，那就是让台湾省民众成为只能听懂日本人号令的“奴隶”罢了。

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20年代开始才有所改变，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平息之后，台湾省人民的抗日运动开始脱去武装抵抗的色彩，转向反殖民、追求民族自决的民族运动。这些运动对日本殖民当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受法国影响，日本认为只有对殖民地民族进行同化，才可打破民族自决的基础，从而稳固在台殖民统治，这期间实行的政策便是将台湾省视为日本本土延伸的“内地延长主义”。1919年首任由文官出身的“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他不仅在台设立了州、市、街等地方官选议会，还积极任用台湾省籍官吏、废止台湾人禁与日本人共同上学限制、认可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婚姻等。虽然台湾省民众的自主权利在这之后有所扩大，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人试图奴化台湾省人民的事实。

以教育为例，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当时台湾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都由日本人独占，比如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其中收容的台湾子弟就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此外，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台湾省其他的高等学校甚至都是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而在教学内容上，日本人专注传播殖民主义文化，大量排挤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可见日本人就是想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对台湾人的影响，从而消灭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民族和文化认同。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当时台湾省有500万左右的汉族居民居住，形成了“日本领土内有敌方民族存在”的局面，当时担任“台湾总督”的是军人出身的小林跻造，他由于害怕台湾省同胞支持中国内地的抗战，便开始积极推行“皇民化”运动，试图把台湾居民强行改造成所谓的“日本人”。小林跻造推出“皇民化政策”，除了便于继续统治台湾之外，还有进行战争动员的考量。日本本土资源有限，日军却既要在大陆面对中国军民的消耗战，又要在海上突破美英等国的封锁，兵力显然吃紧。而台湾岛不仅战争资源相对丰富，岛内原住民也素以骁勇善战而闻名，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炮灰”。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日本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由时任“台湾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以台湾省人在“皇民化运动”中最为排斥的改姓名为例，这一政策在1940年2月开始实施之后的半年中，台湾省民众仅有168人响应，但在第二年“皇民奉公会”成立后，改姓名者就迅速暴增至71875人，等到1945年，改用日本姓名的人数甚至达到10万之巨。此外，“皇民奉公会”还有很强的联保功能，平时它与警察和保甲狼狈为奸，严密监控台湾省人民的各种活动，到战争后期它还担当了本岛防卫职责，甚至组织“义勇报国队”，准备一旦盟军攻入台湾省，就与地方警防团执行共同“防卫”。

日本占领台湾省后，同样对台湾省进行了非常残酷的经济掠夺和控制。为了实现其“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殖民统治的经济模式，日本从创办“农业试验所”着手，逐步引入优良品种、增施肥料，以及建设水利设施。比如去年4月铜像遭人持电锯“断头”的八田与一，就曾受聘于“台湾总督府”任水利技术人员。此外，可用于生产赛璐珞的樟脑也被日本殖民者大量掠夺至日本。但与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对台进行经济掠夺比较隐蔽。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独占的日本官僚垄断资本和日本各大财阀集团控制的垄断资本控制着台湾的工业生产。“台湾总督府”主要控制铁路、矿山、港口、电力、食盐、樟脑、烟酒等工业企业。财阀则主要由三井、住友、野村、三菱、古河、大仓、安田、大川等财团独自或合股经营制糖、化学、建材、米谷加工等工业企业。到1945年，日本殖民垄断资本控制了台湾省银行存款总额的60％，电力工业的96％，制糖工业的94％，完全控制了台湾省的经济命脉，这些企业每年从台湾省赚取的利润数目多得无法统计。在日本实行“皇民化运动”期间，大量台湾省本土企业沦为日企附庸，这种经济联系部分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在文化方面，日本“皇民化运动”对当时的台湾省老中青三代人，效果最显著的无疑是青年一代。他们除了在日本教育环境中成长外，还有争取与日本人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原因。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教育、文化等途径消弭台湾省人的祖国意识，灌输其必须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对外圣战的思想。其中，以《沙鸯之钟》的集体洗脑最为典型。《沙鸯之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拍摄的“大东亚共荣圈”样板电影，电影讲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鸯，为奉召从军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师送行，在途中失足坠河的故事。日本驻台湾总督在沙鸯失足的河边，立下一口钟，钟上刻有“爱国之女沙鸯”字样，并在河边立下纪念碑，将这名不幸丧生的少女作为共荣圈人民效忠日本、为国牺牲的样板。这部集合当时一流编导、演员，并由日本首席红星李香兰主演的电影，在台湾播放时可谓是反响热烈。

在军事方面，上世纪40年代初，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台湾岛的战略地位开始日益重要。当时基隆和高雄是日本海军重要的补给港，高雄和台南又是日军的空军基地，每天起飞战机多达一百多架。日本为了守卫台湾岛这块殖民地，以及征兵参加二战，“皇民化运动”在军事方面也是着墨颇多。日军在台征兵时，通常是由“台湾总督府”订定资格和条件进行选拔。譬如在征选“劳务奉公团”人员的时候，条件是20—30岁健康男性，日语基础较好，奉公精神良好，适合劳务活动者。在具体操作方面，“台湾总督府”分配一定数额给各州厅，由地方州厅官员广为宣传，招募军人。若报名人数不能满额，警察和宪兵还将调查年满20岁的男性，按地址挨门逐户地去“拜访”、“鼓励”。但所谓的“拜访”、“鼓励”，其实只是软性施压而已，毕竟在军人专政和警察制度森严的情况下，不接受“拜访”和“鼓励”的后果可想而知。之后，日本警察将有意者名单进行审核，并发给通过考核者一张召集令，这就算是将其招募成为台籍日本兵了。

1942年3月，第一批被称为“高砂族挺身报国队”的500人被遣至菲律宾，因5月7日参战成功击退巴丹半岛美军而声名大噪，从此改称“高砂义勇队”。1974年印尼丛林中发现了一名汉名李光辉、日文名中村辉夫的台籍日本兵，他是台东阿美族原住民，1944年与日军部队失散后，独自在南洋丛林中生活了30年，因不知日本早已投降，他也成为了二战的最后一名士兵。而除了“高砂义勇队”之外，还有一批曾参加淞沪会战的“台湾农业义勇团”，这批台籍日本兵当时在上海附近开农场，主要负责为日军种植新鲜蔬菜。后来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与扩大，日本的“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目前在日本靖国神社中，就有2.8万台籍日本兵的灵位，“高砂义勇队”士兵则有2000多名。

此外，台湾省人还曾被派往大陆东北地区，帮助日军进行侵略活动。1932年，一个名叫谢介石的人成了伪满洲国的“外交部总长”，他的官成名就无疑鼓动了大批台湾省人前往东北“寻找机会”。据统计，从伪满洲国1932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往伪满的台湾省人前后约有5000。从职业来看，医生在其中占了不小比例。当时的台湾省只有一所医科大学，招收学生有限，即使在台湾省读完医科、取得医生资格，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开业的资本，而进入公立医院只能当日籍医生的助手，于是几千公里外的大陆东北成为一个选择。在前往伪满洲国的5000名台湾省人中，医生几乎占了1/5，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在东北有一流医学院、医科大学及开拓医院。蔡英文的父亲蔡洁生据传年轻时也曾赴东北，并在大连工作，还因此躲过被日本人征调至南洋作战的命运。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这场运动的强度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当局一方面利用台湾省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自卑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开启“内(日本)台(台湾)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炼成”、“精进”，就可以锻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从台湾省青年的角度来看，摆脱“劣等地位”最快捷的方法莫过于参加日军。据日本厚生省统计，至日本投降时止，总计80433名台湾省青壮年应征加入日本军队，成为一线战斗人员，更有多达126750多人被征为军属或军夫，二者共计207183人。此外，在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当时也是各种参加“学徒兵”，其中除了约半数被派遣在台湾省各军事基地外，还有6万多人前往东南亚、澳洲等地，甚至还有2万多人被派往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战区参战。比如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就于1943年10月在高雄左营“台湾总督府海军兵志愿者训练所”入伍，并于1944年4月进入左营海兵团担任海军上等机关兵。1944年12月15日，李登钦在菲律宾马尼拉被盟军打死后，还以岩里武则的名字被供奉到了日本靖国神社里。

“皇民化”运动的影响可谓深远，最直接的莫过于造就了一群敌视祖国的亲日“皇民”，而且其被奴化的思想还是第一代“台独”的重要思想来源。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就曾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皇民”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1946年缉私人员在台北误伤烟贩，导致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而被毒化的“皇民”青年则借台湾省同胞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机会，趁机“劫持”了这起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正义行动。他们穿起过去的旧军服或学生服，自动集结起来攻击政府机构和外省人，不仅高唱日本军歌、舞着武士刀，大骂大陆人为“支那人”、“清国奴”，还以日语检验行人，凡是不谙日语者，立即以刀棍追杀。事变平息后，这些“皇民”有的就逃往日本等地，成了第一批海外“台独”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典型“台独”分子辜宽敏就曾因参加“二二八”事变而逃亡海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辜宽敏同父异母的哥哥辜振甫并未予以“营救”、“疏通”，而是迅速攀上了国民党内“半山派”的关系，顺利接手辜显荣留下的大片家业。

老蒋入主台湾省后，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这无疑惹怒了以廖文毅为首的“台独”分子。1961年，他们为建立所谓的“台湾独立共和国”，主谋策划了刺杀老蒋事件。执行这项任务的是一个叫郑松焘的刺客，他曾毕业于日本人办的“台湾警察学校”，1948年赴日本当了一阵子保镖。老蒋知道后怒不可遏，首先决定除掉刺客郑松焘。1961年11月29日，在日本的郑松焘被台湾省派出的3人特工小组暗杀。此后老蒋又把廖文毅的大嫂、侄子廖史豪逮捕，并把廖史豪劝说廖文毅的录音带到日本给廖文毅。1965年3月6日，天天胆战心惊的廖文毅，在东京宣布所谓的“台湾统一战线”解散，并公开放弃“台独”主张。

上世纪7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省的统治逐渐走向内外交困的境地，蒋经国为延续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启动了台湾省本土化和民主化进程，特别是在接班人上。关于蒋经国选接班人有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讲的是有次蒋经国上厕所，有士官问起接班人一事，他以浙江方言回复“你等会”，却被士官意会成了“李登辉”。蒋经国选择了李登辉，本意是想借用本土化保住国民党政权一命，却没想到这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灭亡和“台独”的兴起。因为自台湾省光复以来，国民党在整个统治过程中积聚了太多的省籍矛盾和族群矛盾，这些矛盾导致部分台湾人在心理上对国家认同产生了严重的排斥，“台独意识”在这样的土壤上开始滋生。1986年9月，台湾省民进党成立，1991年民进党五全大会将“台独”列为其党纲。虽然后来在转型过程中，民进党部分领导人曾提议修改“台独党纲”，但最终在台湾省独特的社会结构和选举文化下，对权力的渴望淹没了民进党的理性，“台独”成了民进党不可撼动的“神主牌”。而伴随着“台独”复活的，显然包括“皇民化”，毕竟塑造日据时期的美好景象一直就是民进党宣扬“台独”的惯用手法。

蔡英文上台以来，完全放弃马英九时期的“友日和陆”策略，转而启用“媚日抗陆”政策，不断加大力度强化对日关系。而日本安倍政府出于“以台制华”的战略考虑，也积极配合蔡英文，推动台日关系不断升级。在“外交”方面打破历史禁忌，指派内阁级官员公开访台；在经济方面与台湾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妄图与台构建没有自由贸易协定（FTA）之名却有其实的经济合作框架；在人员往来方面出台多项便利措施，推动台日各项交流进一步密切。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则是台日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去年4月蔡英文当局宣布，台海军将在现有4艘潜艇基础上，自行建造8艘潜艇。当时就有台绿媒称，日本或将AIP潜艇技术偷偷转移给台军。今年4月台媒爆料称，台军已邀请了日本川崎、长崎重工制造潜艇退休的资深技术人员，担任“潜舰国造”顾问。目前日本已经解除对外军售和军事技术合作的禁令，加之台日之间所谓的“历史情感”，这种可能完全存在。

台湾省和日本在军事和地缘上的合作无疑是以台湾省社会泛滥的“亲日”情结为基础的。今年1月，台湾省新竹市政府印制2018年农民历，就以日本军旗“旭日旗”作封面，还引发大批民众抗议。在台湾的青少年群体中，则充斥着对日本漫画、日剧、日本流行音乐和对日本明星的追逐，一些年轻人更是以购买日本流行服饰、生活用品、讲日本流行俚语，让自己的言谈举止更像日本人为荣。据民调显示，台湾省民众对日本感到亲近的比例高达7成左右，而且近年来台湾省赴日留学生人数持续稳步增长，如今日本已经稳居台湾省海外留学首选目的国。

相比之下，随着台当局不断推行“去中国化”，台湾省青少年对中华文化的亲近感却在不断下降。1997年，李登辉与杜正胜共同主导出台了台湾省中学《认识台湾》教科书，在该教科书中，李登辉将台湾省史部分与中国史分开独立而出，这一改变直到现在，台湾省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仍维持着“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的论述顺序，台湾省史的地位也由地方史上纲为“国史”。去年，蔡英文当局又要求小学生必修台语（台湾闽南语）、客语（客家话）、原民语（原住民语言）等本土语言，借“复兴母语”的旗号“去中国化”之心昭然若揭。“皇民化”思想和“去中国化”的后果相当严重，如今很多台湾省青年对国家和民族认同变淡，很多人甚至只知道自己是台湾人而不认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曾经的“太阳花运动”就是其典型恶果。

台湾省爆发反大陆服贸的“太阳花运动”之后，大陆对台新政策引发外界关注。2016年7月，岛内学者林中斌称大陆开始对台实行“穷台”政策。大陆除了强力吸纳台湾优秀青年和先进的科技人才“登陆”之外，还积极扶持知名台资企业整合进大陆产业链体系，前者可让台湾省人才资本空洞化，后者则是让台湾省资本空洞化。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电子、电机以及合成纤维等工业开始向台湾省扩张，这些资本除了推动台湾省经济崛起之外，也将大量台湾省本土企业“吞并”进了日本的产业圈，部分更是通过“以商逼政”的方式加速了台当局的“去中国化”。而在今年5月，一张台生排队等候广州中山大学面试的照片吸引了岛内各家媒体的关注，显然大陆面对岛内的“去中国化”运动正在精准出招。但要将台湾省的青少年和产业从日本的影响中剥离出来，大陆仍然任重道远。

“日本的皇民化，在光复那天就吹走了”，有此想法的显然不止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期间，岛内绿媒主持人郑弘仪，竟当众叫嚣“我爸爸是日本人。现在纪念抗战胜利，想过我爸爸的感受吗？”。台湾岛内有着如此认同错乱、是非颠倒的价值观的并不止他一个。近年来岛内怀念、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现象可谓是无处不在，甚至还有人公开主张台籍慰安妇是"自愿"的。而对于这种“再皇民化运动”，我们必须及时出手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