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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白水
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四海，结束了东南沿海连续多年的战争后，又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扩大对外贸易的重大决定，指定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为四个对外通商口岸，并设置了通商管理机构海关，分别简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此为当时著名的“四大海关”。紧接着，又把浙海关设置在浙东著名的港口城市宁波。由此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为止的二百二十六年中，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以鸦片战争为节点，先后经历了清朝前期和清朝晚期这两个阶段。
设在宁波的浙海关的性质，是由国家性质而决定的。在清朝前期，国家是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所以那时的宁波浙海关既是独立的，也是封建性质的。
清政府为什么会把浙海关设置在宁波口岸？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个浙东名城，拥有一个内有运河通全国、外有甬江通全球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天然良港，这是开通海内外贸易的基本条件；第二个原因，是宁波港城曾在宋元两朝设有市舶司，在明朝也是浙江市舶司的主要工作地，对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还有遗留的现成行署及设施可以利用。在当时的浙江境内，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唯有我们宁波。
当时的“四大海关”，都是隶属当地省政府和清中央政府户部的双重领导。宁波浙海关初期的领导机构，虽然设有监督和笔帖式各一员（监督由宁绍台道兼任），但海关的重要事务，却由宁波府的知府、同知、通判及宁绍台道共同署理。这种有多位宁波地方政府官员兼职的宁波浙海关领导班子，其内部的相互关系一定是很复杂的，对于提高办事效率，保证合理决策，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了改变宁波浙海关领导班子的这种不理想状况，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宁波浙海关改由宁绍台道护理。宁波府的知府、同知、通判与此脱离关系，不再插手宁波浙海关的事务。这种由宁绍台道任宁波浙海关监督的模式，与其它海关一样，一直延续到清朝结束。
宁波自唐朝在现在鼓楼步行街一带建成内城以后，那里一直是宁波的府治。初设的宁波浙海关，其行署是设在府治南董庙的西边；笔帖式署设在原督粮馆，即府治西察院内署的左边；海关仓库，俗称海仓库，是在灵桥门内，即在宋市舶务和明市舶库的旧址。
宁波浙海关的总关口，设在甬东七图，就是宁波三江口之大运河出海口处，即现在江东的包家道头。海关关口的选点布局和数量增加，是随着宁波浙海关的实际运行需要而扩展的。据雍正《浙江通志》卷二六《榷税》记载，浙海关设宁波、乍浦、温州三大口。三大口下面又有十五个分口，分布于浙江沿海，其中在今宁波沿海的有七个分口，具体是：大关口，在宁波江东，离关署两里；古窑口，在慈溪县，离关署一百五十里；镇海口，在镇海县，离关署六十里，另有澥浦和邱洋两个旁口；小港口，在镇海县，离关署九十里，另有穿山和大碶两个旁口；湖头渡，在鄞县、奉化县及时属台州的宁海县地方，离关署一百五十里；象山口，在象山县，离关署三百六十里，另有泗洲头一个旁口；白峤口，在时属台州的宁海县，离关署二百二十里，另有健跳一个旁口。由此可见，浙海关关口在全省的布局之广和在宁波的布局之密，及宁波浙海关事务之繁忙。
宁波浙海关，通过几年的实际运行后，也暴露和发现了一个关口选址不够靠近海岸的问题。为此，海关的监督多次提出解决办法，请求清政府将宁波浙海关移署到同属宁波府的镇海县或定海县。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宁波浙海关监督常在具提出：“初设海关时，定海尚未置县，故驻扎宁城。凡商船出洋、回洋出入镇海口，往还百四十里，报税给票，候潮守风，又蛟门虎蹲水急礁多，绕道陟险，外国番船至此，往往回帆而去。请移关定海，岁可增税银万余两。”对这个第一份正式提议将宁波浙海关迁移到定海县的建议，户部没有同意。
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宁波浙海关监督李雯又请求户部同意“移关镇海县，照闽省设关厦门、粤省设关澳门之例设红毛馆一座，外国商船必闻风而至”。这次请求将宁波浙海关迁移到镇海县的申请，也被户部否定，其主要原因是考虑迁徙会增加建关署衙门的费用。
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再次建议说：“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处，无过于此。自愿设法捐造衙门署一座，往来巡视，以就商船之便。另设红毛馆，安置红毛。夹板大船人众，可增税一万余两，府城廛市仍听客商贸易。”这个张监督特别有办法，他在分析前任申请被否定的原因后，特意在请示中写明“自愿设法捐造衙门署一座”一句，这解除了户部原先“再建关署，需要费用”的忧虑，很顺利地得到了户部折中性的批准。即在保持浙海关在宁波设总关的同时，也在定海县城外道关街之西，设立了定海分关，并建造了红毛馆，俗称西洋楼，增加了宁波浙海关接待和管理外商和船只的机构。
初建的宁波浙海关，其进出口贸易国可归纳为三大块，即东北亚、南亚及西欧。
东北亚主要是日本。中日贸易是当时清朝的最主要的海外贸易，但开展得并不是很顺畅。当时的清政府对初开海外贸易的管理，控制得特别小心。在开关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就规定每年准许七十艘中国商船到日本贸易，其中宁波只许出航十二艘，仅占百分之十七。康熙二十七年（1688），是中国商船进入日本长崎港数量最多的一年，共计一百九十三艘，而宁波港只有其中的三十二艘，仅占百分之十九点二。中日贸易正在这种步履艰难的时候，日本又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开始实施《割符仕法》，制止金银外流，限定中国商船进入日本港的数量和贸易金额。这对本已发展缓慢的中日贸易，无疑又是雪上加霜。致使该年的春夏两季，清朝到日本贸易的商船减到了六十四艘，宁波商船更减至十四艘。
尽管如此，在《华夷变态》和《风说书》两书中，对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中日贸易情况，还是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在《华夷变态》卷二三中记载，以陈元庚为船头的六十五号厦门船，先航宁波、普陀山采购生丝，然后驶往日本。以许想官为船头的五十六号湖州船，本已载有少量丝货，中途又在宁波加购，然后航向日本长崎。在《风说书》所记，在该年春季，有两艘商船从宁波出发去柬埔寨，其中一艘又于柬埔寨转往日本长崎；另一艘从柬埔寨回到宁波，添载生丝诸物后，再渡海航向日本。我们从中也可看到当时中日贸易的一些景象。
由于中日双方都对双边贸易采取限制的办法，使得宁波商船逐渐转向南亚经商，其主要国家为菲律宾、安南（今越南）、柬埔寨、暹罗（今泰国）等，其规模也迅速扩大。据《清朝文献通考》一书记载，进入十八世纪后，宁波港与其它港口一样，“商人往东者十之一，往南洋者十之九”，从宁波出海走南线的商船每年约有五百八十五艘之多。在清光绪《鄞县志》也记载了那时宁波去南洋经商的生动细节，宁波商人措资结队往“南洋吕宋、新加坡，西洋苏门答腊、锡兰诸国开设廛肆，且有娶媳长子孙者”。南洋各国也纷纷来宁波港贸易，雍正年间（1723－1735），暹罗商人连续给宁波运来大批大米。由此也可看到，我们这个农业大国，粮食的进口一直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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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白水
西欧诸国来宁波进行国际贸易主要是由英国开始的，在康熙初年英国商船就经常停泊于定海。到定海开为分关后，来自荷兰、英吉利的西欧商船都云集于宁波进行贸易。其中，英国的商船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短短六年中，远渡重洋，绕过半个地球来到宁波贸易的就达十艘之多。
验税征税，是海关的一项主要职能。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清政府实施了很低的新税则，规定的总税率进口为百分之四；出口为百分之一点六，后来提高到百分之二点六。在乾隆十八年（1753），又对各类货物征税单位及计算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凡商船进出口携带的各种货物，主要按斤、按匹征税，也可按个、按副、按只、按条、按把、按筒、按块计算货物的数量，再结合各货物的贵贱等级，分别征税。
宁波浙海关初期的进出口关税，以低于清政府规定的标准征收，并同时实行按重量或按价值计算税额。在按货物论斤征税中，散仓货物丈量长、宽、深，并以这三者乘积折算为重量；货物的重量按八折计算征税，如来自福建、广东的货物，都按这个标准征税；对来自东洋的货物尤为优惠，仅按重量的七折或六折征税。这样的低税率，迎来了不少国内外商船。
在乾隆年间，约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发现宁波港自设立浙海关对外通商以来，外商“至宁波甚多，番舶云集”，于是规定“浙关正税，视粤关则例，酌议加征一倍”，此后又增加了规礼和加耗。清政府这次对宁波浙海关加征关税的目的，乾隆在他的谕旨上说得很明白：“洋船至宁波者多，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是为了减少或控制外商进入宁波港的数量。
满清王朝是个夜郎自大的“天朝大国”。或许当时的大清帝国仍居世界经济大国之首，不屑与海外小蛮之国的贸易往来；也许是统治大清帝国的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对经营漫长广阔的茫茫海疆，总没有骑马挽弓、拼杀沙场那么得心应手。反正，清政府突然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再次下达了禁海令，不许沿海百姓下海捕捞，出海贸易。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当然列于禁令之中。
这种明显违背时代发展趋势和民心民意的禁海令，在实际中是很难完全实施的。宁波沿海依海为生的居民与全国各地沿海一样，也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些擦边球”，甚至还会铤而走险地私自出海到国外经商。对此，清政府在乾隆元年（1736），又下达了一项绝情令，即凡康熙五十六年（1717）实施海禁之后，私自出国者，永远不准回国。这极其残酷地把宁波在海外经商的侨民看成是“背叛祖宗”的“天朝弃民”了。至此还没完，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进一步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关，全国仅保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宁波浙海关便于次年，即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式关闭，紧接着定海的分关和红毛馆也遭废弃，设关才七十三年的宁波浙海关遭到了夭折。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获悉“江浙等省丝价日昂，以该处船只滨海，不无私贩出洋之弊。令江浙各省督抚转饬滨海地方文武官员严行查禁”，再次重审只开放广州一地、禁止外国商船再到宁波的禁令。
从此，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停止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开放，宁波的商船只能远绕粤海关出洋，大为不便，数量直线下降。在下达禁海令期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到雍正十一年（1733）的十六年中，中国去日本长崎港的商船总数只有五百零四艘，其中宁波商船只有一百八十艘，不仅只占百分之三十五，平均每年也只有十一点二五艘。而且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商船数量还在逐年减少，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全年仅为十艘了，几乎停止了对外贸易。
海外贸易的急剧下降，必然连锁地减少了浙海关的关税额。浙海关年关税总额，在雍正七年（1729）是八万九千六百余两，比康熙时期增加了两倍；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是九万七千余两；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在“五口通商”宁波港再次开埠之前，是九万九千九百零八两。在这一百十二年期间，浙海关的年关税总额只增长了一万零三百零八两，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浙海关的关税总额几乎没有增长。
闭关自守是清朝前期封建落后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更加落后的直接原因，包括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在内的全国各海关和港口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宁波浙海关对外闭关后的主要任务，只对进出宁波港的本国商船进行稽征，这种惨淡经营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八十四年，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后，才重新开关，这对宁波浙海关，乃至江浙各省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清政府这一系列禁海闭关的命令，不但在国内引起反响，也在国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当时新兴的英国更是不服。为此，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派遣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洪任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宁波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但均没有成功。他又由海道到天津、进北京，直接向清政府要求开放宁波港，进行海外贸易。乾隆帝对此十分反感地回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洪任辉的请求就这样被否决了。于是，这个英国佬使出卑鄙手段，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以要挟清廷，这更引起了清政府的疑虑和警觉。清政府即派人调查核实，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对洪任辉也因其“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自从发生这件洪任辉至天津控诉事件后，清政府把中国人和外商的接触视为隐患，更紧闭宁波浙海关不开了。
英国政府一次不成，又来了第二次。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利用乾隆皇帝80寿辰的机会，以贺寿为名，派职业政治家和外交家乔治·马戛尔尼（1737－1806）为特使，带上英王信件，到北京想见乾隆，请求开放宁波等港口。而天朝大国的乾隆皇帝，以为这些外夷小蛮之国的遣使，仅仅是来向他朝圣贺寿，便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这引起了双方在礼仪上的争执。最终以马戛尔尼一膝跪地而了结这场风波，而马戛尔尼所提出的增开宁波等港口扩大两国贸易的请求，自然遭到驳回。
英国政府对地球那一边的东方港城宁波，确实是牵肠挂肚，念念不忘。事隔二十多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们又派了以阿美思德勋爵为首的使团到北京，重申开放宁波等港口，改善中英贸易，也同样因为拒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遭嘉庆皇帝的拒绝。
英国的政府很迫切，英国的商人也与他们的政府一样，也迫切希望宁波开关贸易。在道光十二年（1832），有好几艘英国商船，不远万里驶到了镇海口外洋面，请求循甬江驶到宁波进行贸易。镇海当地官员以“市舶有定，不能窜越”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令他们返航回国。
西方列强英国，一再来到北京请求开放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口，一再来到宁波沿海请求进入宁波进行贸易，这一方面说明，宁波浙海关、宁波港，在当时世界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英国企图侵略我国的狼子野心。在道光十二年（1832），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阿美士德”号间谍船，来侦察和窃取我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的情况。二月份，间谍船从澳门起航，先到厦门，违例闯入闽江口，再往宁波、上海、登州等港口侦察。一路上测量海湾水道，绘制航海地图，侦察炮台要塞，窃取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还以治病、传教、贸易为名，散发《英吉利人品国事略说》等宣传品，进行欺骗性宣传。这为以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侵略中国作了准备。综合此两点，在鸦片战争后，宁波被列入首批“五口通商”之一已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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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清政府因在两年前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的战败，被迫派耆英为钦差大臣，到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我国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自古独立的中华大帝国，开始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按照《南京条约》第二条的“五口通商”规定，即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列为对外通商港口。清政府于签订此条约的同一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再次开启已关闭了八十四年的宁波浙海关，宁波港也于次年正式对外开埠。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使满清王朝进入了晚期。这次重新开启的处于晚清时期的浙海关的性质已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了，它也随着国家性质的变化，而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海关。
宁波浙海关与全国其它各地海关一样，其性质的改变开始于在海关机构中增设了税务司，并请外国人担任这个税务司的要职。这种殖民性的机构设置，其始作蛹者，便是上海海关。
原属上海天地会秘密组织的小刀会，在咸丰三年（1853）八月初，乘广西太平天国起义之机，也发动了小刀会起义。小刀会义军在攻占上海后，捣毁了设在上海租界内的上海海关。买办官僚苏松太道兼任上海海关监督的吴健彰(1791－1866)要在原地复建上海海关，为了取得租界内洋人的支持和保护，吴和英、法、美三国领事在咸丰四年（1854）六月，订立了一个协定，由苏松太道聘任外国人来负责上海税务司。根据这个协定，英、法、美三国各派一人共同组成了上海关税管理委员会，实行对上海海关税收的管理。海关税务司是海关的主要职能部门和核心部门，它的设立开始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殖民制度，这种殖民制度在几年以后由上海一地而推广到了全国。
这种只是地方性的殖民制度，又是如何推广到全国的呢？这便是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在咸丰八年（1858）11月8日，派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上海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在这个条约中，写有一句“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的话，我想这句话极有可能来于上海海关的实际做法。从此，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似乎有了国家级的“合法”依据，随即便在全国贯彻执行了。清政府也于咸丰九年（1859）三月，把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1833－1898）聘任为首任总税务司。
这个英人李泰国绝不是个好东西。在同治二年（1863），清政府决定试办海军，委托他向英国购买八艘军舰。这个年仅三十岁左右的毛头小子，在没有照会清政府的情况下，竟擅自任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斯本为这支中国舰队的总司令，又招募六百名英国水手为中国舰队的海军，将随舰队远来中国服役。这个消息传到国内，朝野哗然。在列强面前委曲求全的清政府也无可奈何，只得遣散舰队、变卖舰船、赔上了一大堆银子，使清政府试办海军刚一起步就遭到了严重的挫折。据著名历史学家、美籍华人唐德刚在他的《从晚清到民国》一书中讲到，李泰国这小子“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可见他野心之大，欺人之深。
总税务司绝对是个硕大的肥缺，一直由英国人霸占。李泰国在“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的美梦破灭后，便于同治二年（1863），借身体不适而去职。此后，便由曾任宁波领事和翻译官的英国人赫德（1835－1911）继任总税务司一职长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清朝结束前夕的1909年。赫德在这四十五年中，不但建成了由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海关制度，掌握了中国进出口贸易，控制了中国关税，从而控制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对清朝政府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都产生了深刻的殖民主义影响，他是对晚清政府影响最大的一个外国人。
清政府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其中也威胁到一直由英国霸占的总税务司一职，提出税务司应由各国派员轮流担任。对此英国曾非常紧张，它的驻华公使通知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英国“政府决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必须永远由一个英国人来担任”。为此，英国还在一份借款给中国的合同中特别规定：“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这就是说，英国人将霸占中国海关至少到1943年。
宁波浙海关的税务司及人选，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经过清政府的批准，也选定了一个英国人。早在咸丰五年（1855），宁绍台道接受时任英国驻甬领事和翻译官的赫德关于移江东关口于江北岸并设置税务司以建立宁波新式浙海关的建议，并报送上级审批。又在咸丰九年（1859）三月，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提出建立宁波、镇江等十一个新关的税务司，及税务司概由外国人担任，并说所用外国人均由他来选募。这两个建议，都在咸丰十一年（1861）初，获得了刚刚成立的清政府为加强洋务管理而设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批准。
时任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的吴煦（1809－1872），消息非常灵通，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初九，致宁绍台道兼浙海关监督张景渠的信中，有根有据地写道：“已谕派英人李泰国为总司税，所有各关司税均责成李夷选募。”又非常肯定地说：“宁关司税伊亦必选募前来。”果然，在不久的四月十一日，总税务司下达了委任状，委任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费士来兼任宁波浙海关税务司，又委任英人华为士为浙海关税务司。这就是宁波浙海关沦陷为半殖民半封建的最主要原因。
宁波浙海关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1933年。在这年的10月份，中国广东人卢寿汶首次担任了宁波浙海关税务司一职。宁波浙海关由此结束了近百年来，由外国人担任税务司的屈辱历史。
移署于现在后马路一带的宁波浙海关，当时称为“新关”，也叫“洋关”，原在江东包家道头的浙海关，相对地称为“旧关”，也叫“常关”。以至在江北岸有了一条海关弄，在江东有了一条常关弄。在新关增设的税务司，其内部机构设置是很齐全的。在税务司以下，设坐办一人、文书课五人、总务课八人、会计课一人、统计课一人、监督课二人、港务课一人、验货课四人、缉私课十五人。税务司的这些职员不但由洋人选拔，而且多为洋人担任。洋人在税务司占据重要地位，即使中国人在那里工作，也是低人一等，是抬不起头来的。清政府官员张景渠虽兼任宁波浙海关的监督，其权力只限于管理江东的常关，只管经营沿海与国内的中国帆船与货物。宁波浙海关的行政权、人事权、征税权都操在外国人手中。所谓“别立新关，其运输出入之权，乃操诸客卿之手矣”，这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宁波的“洋人管海关，海关管港口”的体制，便在那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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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白水
宁波浙海关迁址到江北岸后，就在那里——即现在的中马路一带，建造了一批办公和生活用房，其中有浙海关高级帮办的办公室和住宅楼、浙海关总关办公楼、浙海关税务司公馆、浙海关税务司等。这些青一色的西式楼房，到现在大多都已淹没于历史沧海之中，只有浙海关税务司那幢楼还依然存在。
浙海关税务司位于现在中马路542号，建于咸丰十一年（1861），是一幢坐西朝东、面向甬江、三层加阁楼、砖木混合结构的西式洋房。四周外墙由青砖叠筑，水泥嵌缝，各层腰线、门窗楣额、柱子柱头，均砌红砖点缀装饰，色彩对比极富美感。各个立面各有特色，东面为六根立柱的柱廊；南面前部为三根立柱的柱廊，与东面角柱相接，后部开窗透光；西面建有混凝土楼梯，与二三层相通。坡屋顶硬山式盖方瓦，并建有两个天窗和两根通室内壁炉的烟囱，充分利用了室外空间。室内装饰考究精致，地板均为三厘米厚的洋松，起槽错缝拼接；顶墙用编条夹泥，石膏装饰，四周镶有多层线脚，中间多圈圆形纹饰；立体门套窗套，配有实木弹子门、分格玻璃窗门及百页窗门；每个房厅均设壁炉壁柜；各层楼梯木质盘形，并配有宝瓶式扶手栏杆。
这幢建筑面积为一千零六十七点八平方米的税务司楼，是宁波浙海关办公和管理用房之一。一层东面设正房三间，曾作为海关验货员办事处、港务课、检查课办公室；西南侧一大间为储藏室；西北侧为其它管理用房；南侧一大间为通向二层的楼梯间。二层三层，曾为浙海关检察长等官员住宅，房间分割与一层差不多。四层为阁楼，有简易房八间。现在，整幢房子已列入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宁波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后，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变化。就其进出港口的船只来说，其变化尤为明显直观，轮船数量超过了帆船数量。据同治十二年（1873）统计，进港的轮船为五百七十艘，帆船为三百七十六艘，轮船占百分之六十点二之多。轮船的航速普遍超过帆船的航速，以蒸汽机为动力，替代了自然风力，摆脱了自然条件的限制，极大地加快了航速。轮船的吨位普遍超过帆船的吨位，两者的运量比至少是十比一的关系。以轮船为主的外国船只数量，明显超过以帆船为主的中国船只，中国船只最多时也只占三分之一。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两个转变，即宁波港已由过去停靠本国帆船为主转变成停靠外国轮船为主，宁波浙海关由过去主要管理本国船只为主转变为管理外国船只为主。这些也无疑会改变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的设施建设和管理形式。
那时进出宁波港的船只，大多数停舶于三江口至现在的下白沙那一带，在那里建起了一系列大小不一、中外均有的船舶码头。其中，美商旗昌洋行码头、英商太古公司码头和中国轮船招商局码头，是最著名的三家轮船码头。
旗昌洋行是19世纪远东最著名美资公司，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创办于中国广州，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外祖父，曾为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旗昌洋行将总部迁往上海外滩9号，扩大生丝和茶叶等经营规模。同治元年（1862），旗昌洋行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开始霸占中国的航运业，先后开辟和建造了上海、天津、汉口及沿江沿海等航线和码头。在同治六年（1867），旗昌轮船公司开始在宁波江北岸建造船式浮码头，并开通了定班货轮，使船只进港缷货停留时间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英商太古洋行，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在英国利物浦创立后，其贸易业务迅速向海外扩展。咸丰十一年（1861），太古洋行开始在中国经营生丝和茶叶贸易，获利颇丰。于同治六年（1867）在上海设立贸易办事处，开始定点营业，不久便发展成为英国在中国最著名的商贸机构之一，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仅次于同为英商的怡和洋行。同治十一年（1872），太古洋行在英国集资三十六万英镑后，即在上海设立太古轮船公司，大有垄断中国海河航运业务的架势，成为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并驾齐驱的著名航运公司。在光绪三年，太古轮船公司在宁波江北岸建造了太古码头。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由洋务派代表李鸿章（1823－1901），招集商股银七十三万多两和各海关拨官银一百九十多万两作为资本，于同治十二年（1873）正式成立于上海，是清政府经营的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招商局实际上是属于官商合办性质的，因而资本实力相当浓厚，发展壮大十分迅速，很快在烟台、牛庄、汉口、天津、福州、广州、宁波、香港、横滨、神户、吕宋等地设立分局，成为清末设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轮船航运企业。招商局的宁波分局，又于同治十三年在江北岸，筑成栈桥式、铁木结构的船码头，取名为江天码头。
这三家当时在中国最强大的轮船航运企业，在包括宁波在内的全国航运业中展开了十分激烈的竞争，竞争手段十分卑劣，以致丑闻不断。
据清朝甬城著名藏书家徐时栋(1814—1873)，在其《烟屿楼笔记》卷一中记载，在道光六年（1826）九月，其父徐桂林于蛟门外夏太婆礁建航标，是大木柱，系以铜铃。这可能是宁波港在甬江镇海出海口建立的最早的航标及其最早的记载。三十多年后，随着船多船大和船快，客观上对宁波港的助航设施及航行安全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同治四年（1865），清政府的海关署和宁绍台道分别在甬江镇海出海口的虎蹲山和七里屿两岛，同时修建了两座灯塔，又在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对该两座重要灯塔进行了升级改造。
虎蹲山位于镇海东面的甬江出海口，距小招宝山嘴一公里，海拔三十八点五米，形如虎蹲而得名。初建时的虎蹲山灯塔比较原始，以普通油灯放于玻璃窗内，用铜锣报雾。升级改造后的虎蹲山灯塔，初显近代化。砖砌了一座高为五点一八米红白相间的八角形塔楼，换上透镜六级的照明器，发出的固定红光，能照到海平面上四十五点一米， 在无云天气能见度远达到五海里，还将原来的报雾铜锣更换成了报雾钟。这座灯塔，后来经过了多次修理和完善，一直承担着保驾护航的重任。在1974年宁波港扩建时，将招宝山—虎蹲山—游山一线，填海造陆建设成宁波港镇海港区，虎蹲山即被平毁，灯塔随废。
七里屿俗呼七里峙，位于甬江镇海出海口外的大海上的海岛，距镇海港区外游山东北两千六百米。该岛屿长两千九百米、宽一百二十米、高三十三点六米。初建时的七里屿灯塔，与虎蹲山灯塔一样，也比较原始。升级改造时，建起了一座五点一八米高的砖木结构的白色塔楼。在同年五月二十七日，换上了光强五级、发出白色固定光的塔灯，光照海平面三十七点五米，无云天气能见度远达九海里；在五月二十九日，又新置每分钟四响的机械报雾钟一台。在同治十二年（1873），又购置了二百五十公斤重的船用雾钟一具，但是，“唯使用来，效果欠佳”。于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置为明灭相间镜机，烛力由一百三十支增加至两百支，提高了光强和分辨率。七里屿灯塔后经多次改造完善，至今已成甬江镇海口外唯一的一座灯塔，依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七里屿独峙在苍茫大海的惊涛拍岸之中，也是个难得的海山观光胜地。
宁波浙海关也建起了船只进出港的领航制度。可是这个领航制度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却成了套在宁波浙海关头上的又一条殖民性的枷锁。当时，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所谓浙海关《宁波口引水专章》十五款。根据这个专章规定，宁波浙海关税务司的外国人把持了宁波港口引水员的选拔权，于是担任宁波港口的引水员就成了外国人的一统天下。由外国人来担任宁波浙海关的引水员，这不但丧失了宁波浙海关的主权，更使清政府丧失了对本国领海领土行使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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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白水
在宁波浙海关新关设立于江北岸才半年时，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八日，太平军攻占了宁波这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太平军在宁波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夺回了海关和关税的自主大权。太平军把江东的常关改为天宁关，把镇海分关改为太平关，委任衡天安潘起亮为天宁关监督，以天宁关替代宁波浙海关开展对海关和中外贸易的管理。
天宁关公布了比较轻的税率。以棉花为例来说，当时棉花每包为二十八元，税率为百分之零点五左右。天宁关实施了进出口贸易税收的规范管理，在同治元年（1862）二月七日，天宁关发予船商李贤三 “天字第五百四十号” 纳税执照，并盖有“出口”印戳，在其中还注明货物为“净棉花三十包”，毛重“二千八百八十斤”，纳纱税“银二两三钱”。登记的内容十分齐全，出示的凭证非常正规，充分显示了太平军对海关管理的不凡能力。
在太平军占领宁波期间，天宁关的“贸易一直在增长”。因为甬江之头的宁波被称为“海上茶叶起航地”，甬江之末的镇海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那么我们就以茶叶和生丝为例来说明“贸易一直在增长”的情况。在太平军占领宁波之前的咸丰九年和十年（1859－1860），宁波出口茶叶为八千五百九十三点八万磅、生丝为六点九一三七万包，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年（1862），出口茶叶一万零七百三十五点二万磅、生丝为七点三二二二万包，而这其中的十个月是在太平军管理下的贸易。
这些说明，宁波在太平军武装占领和独立管理期间，海关和港口运行是正常的，对外贸易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有所发展。但是，太平军在宁波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不得不退出宁波。于是，海关又回到了原来殖民化的宁波浙海关。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急剧增加。原来宁波浙海关下面的镇海口，也提升到了镇海分关。这个设卡在甬江口北岸的镇海分关，大约在光绪十五年（1889），还在现在镇海的沿江东路中国海关那一带，建起了一幢办公大楼。这幢二层的办公大楼，在我儿时虽然已是人去楼空，破残不堪，但它那青砖外墙还有红砖嵌线的西式楼屋，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有点印象。在这幢大楼的前面偏东的甬江边，就是镇海分关的码头，我们镇海居民当时都叫它为洋关道头。
随着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主管港口海关等洋务的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时应接不暇，于是以增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来分担总理衙门管理港口海关的事务。当时划分从山东以南的各港口海关，包括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口，都归南洋通商大臣管辖。清政府的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的有曾国藩（1811－1872）、沈葆桢（1820－1879）、曾国荃（1824－1890）和刘坤一（1830－1902），他们都是晚清洋务名臣，而其中的曾氏两兄弟，还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家的封建官僚。
咸丰末年，太平军积极进攻浙东地区的时候，曾国藩十分担心宁波防守薄弱，只怕宁波一旦被太平军攻取，就会失去宁波浙海关的关税收入。于是，曾国藩就明确地对他的学生、时任江苏巡抚、此时正忙于上海防务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得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李即遵师命，在同治元年（1862）八月，派美国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和法国军官率领的“常捷军”增援宁波。后来，占领宁波的太平军，就这样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退出了宁波城。
在中国海关增设由外国人当家的税务司，其目的就要控制中国的海关税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大降进口税率的所谓“协定关税制度”的基础上，又强迫规定了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进一步降低进口税率。还规定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出土货，除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又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不但大量流失了我国应征的关税收入，也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对外通商的规定。
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宁波浙海关也跟着对税则作了相应的修订，在增加进口关税税目的同时，也允许被改名为“洋药”的鸦片进口到宁波贸易，但这已无法稳定宁波浙海关关税的收入。同治九年（1870），宁波浙海关的鸦片税虽然比同治八年（1869）增加了关平银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九两，但总的关税收入还是比同治八年（1869）少了关平银九百四十三两。
在光绪二十八（1902），为了所谓适应国际贸易，促进进口税则分类由粗向细发展，宁波浙海关又对税则做了修订。虽然使税类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四，税目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五点三一，但关税收入总额还是不断减少。如宣统三年（1911），关税总额只有关平银四十五万二千零八十两，比同治八年（1869）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比光绪二十八年（1902）减少了百分之三十。这十年的平均税收为关平银三十六万七千两，又低于前一个十年期间的平均关平银。这虽有通商口岸增加、关税分散的因素，但总体税率大幅下降肯定是主要因素。
海关凭借自身发达的航运优势和较强的日常管理能力，也在不断开拓多种经营和扩展业务范围，而这种行为也往往为清政府及有关部门所允许，或者说甚至依赖。如宁波的江北工程局、邮政局，乃至大清邮政，都可以归于这一类。
中国邮局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我国原先驿站传送衙署公文、信局代递民间信件的古老邮传方法，已不适应当时的时代需要了。在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宁波浙海关抓住这个机遇，设立了海关书信馆，替代了民间信局、信客的邮传业务，是为宁波邮政之始，也开创了浙江近代邮政之先河。类似于这样有利于民间邮传业发展的书信馆，在全国其它海关也有所出现，并且大有覆盖全国的趋势。
清政府为了预防对近代邮政管理权的旁落，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仓促创办了大清邮政，发行大龙邮票。但是，当时已日暮途穷的清政府，还缺少近代邮政的运行设施和管理能力，只得委托海关兼理大清邮政，任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邮政总管理，规定全国以海关辖区划分邮政区域，宁波便是其中的二十四分之一。在这个大势下，宁波浙海关于十二月，在原来海关书信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波邮政局，设置于江北岸的海关弄，并照清政府之例，转由宁波浙海关税务司洋人安文兼管。
在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置邮传部后，大清邮政才于宣统三年（1911）五月与海关分离，转归邮传部管辖，自成系统。据此，宁波邮政局也与宁波浙海关脱钩，隶属邮传部。在民国十六年（1927），宁波邮政局升格为一等邮局，又建邮局大楼于江北岸屠家巷，即现在的中马路172号，此楼现已成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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