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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宁波是上海的祖父,而宁波人,则爱称宁波是上海人的外婆家。

宁波与上海的“亲属关系”由来已久。对上海的影响,历史上无有出宁波之右者。

在城市经济上,上海的第一家现代银行、第一个股票证券交易所、第一家火柴厂等,均是宁波人所创办。民国时期,宁波商人几乎撑起了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

在文化认同上,上海人爱说的“阿拉”其实是宁波的方言习惯。在此之前,上海土著都是用“我侬”。一个未经证实的非官方数据是,上海方言15%出自宁波语系。

在地域情感上,上海历来对长三角近邻都较为认可,但“对宁波在情感上则更胜一筹,是真正当亲眷来看的”。300多万上海人祖籍宁波,虽非权威数据,也大差不差。

为什么宁波与上海如此脐带相连?


宁波的商脉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却是逼出来的。

以稻作农业闻名的河姆渡文明遗址密迩宁波,但其实宁波的农业并不发达。宁波一半以上是山地丘陵,加之河网纵横,耕地数量有限,仅剩的土地含碱量高,不适合产出大量粮食。宁波人只能利用当地江河湖泊诸多的地形特点,积极发展商业、捕捞业。

宁波一半环山、一半环海。图片来源:天地图

但一半环山、一半环海的地理环境,宁波也受惠于此:既可隔绝战乱影响,又能享受海洋带来的红利。宁波的地方志很好地总结了这一优势——虽非都会,乃海道辐辏之区,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

宁波博物馆将宁波城市史追溯到唐长庆元年(821)。当时,唐明州(宁波曾因其附近四明山而得名“明州”)刺史韩察发动民众在甬江、姚江和奉化江的交汇处构筑城池,塑造了今天宁波城区的基本规模。但其实,宁波在此之前便已通过和日本、朝鲜半岛等做生意,成为了东北亚的商贸中心。可以说,彼时的宁波便犹如今日的上海。

笔者摄于宁波博物馆

两宋时期,受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统治者大力发展市舶经济,宁波的港口建设得到重视。即便元朝代宋,宁波也仅更名为“庆元”,其他均未受到影响。

明朝统一后,为避讳国名,取“海宁则波平”之意,将明州更名为宁波。明朝对发展海洋经济并不热心,朱元璋心仪的是以小农为主体的田园世界,而其死对头方国珍等曾得到海商支持的往事,更让明朝对宁波与外界的联系抱有警惕。嘉靖年间,日本来华商人因不满竞争对手行贿于明朝海关官员,爆发冲突并祸及宁波城区的恶性事件发生后,明朝统治者采取海禁政策。生计被断的宁波人,只得以舟山地区的双屿港为据点继续开展和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但旋即又被官军察觉捣毁。清朝建立后,为消灭沿海地区南明的残余势力,也实行了一段时期的海禁政策。

宁波裘市老街。裘市旧称裘墅,清中叶就已形成集市。图片来源:宁波发布

在这种压抑保守的大环境下,宁波人并未屈服,而是转变思路,向内地市场拓展,做起茶叶、丝织品等土特产的转口生意。很快,南京、苏州、汉口、天津等地都出现了宁波商人所建的商铺会馆。宁波商人逐渐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央。


鸦片战争后,宁波与上海均被辟为通商口岸,但仅仅五六年时间,上海就迅速取代了宁波在对外贸易中龙头老大的地位,其中原因诸多。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在宁波设浙海关。图中江对岸大洋房为海关职员宿舍。图片来源:宁波市档案馆

一方面,宁波西部多山地丘陵,地形相对封闭狭窄,而宁波所联系的浙东南地区市场规模有限,这就决定了宁波的重点在海外贸易。上海则不同,上海处于长江出海口,背靠江南著名的纺织业中心苏州,而长江又把南京、汉口、重庆等沿线口岸都连接起来,最终通过上海实现与世界的联系。上海虽然没有赢在起跑线,却因此后来居上。

工业革命后,上海相对于宁波的优势更加彻底释放,蒸汽动力的轮船自由穿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让内地市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上海的经济地位也愈发重要,而既远离长江主干道、西部又被山川环绕的宁波,在时代的浪潮中则不免黯淡下去。曾有人评论说,宁波是帆船时代的上海,而上海则是轮船时代的宁波,可谓一语中的。

宁波老外滩的地砖上,记录着其昔日的喧嚣。作者供图

另一方面,宁波商业历史悠久,当地已形成盘根错节的行会势力,制约了新鲜力量的进入。上海则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开埠后大量外资涌入,将其带入广阔的全球市场,也注入了相对成熟的市场运行机制。宁波在与上海的争锋中逐渐败下阵来,此后甚至宁波全部的土特产出口和四分之三洋货进口都要依靠上海来实现。列强在宁波刚建立不久的领事馆也纷纷转移到上海,宁波“老外滩”从此落寞,今天已经成为酒吧一条街,而上海的新外滩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外交流的大舞台。


宁波虽然被上海超越,但宁波人在历史上早已见惯潮起潮落,不会眼红也不会自卑,他们只会从变革中寻找新的机遇。19世纪末,连接上海与宁波的沪甬轮渡开通,大量宁波人涌入上海,上海逐渐成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家乡为宁波的上海人就占到当地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不到二十年后,这一比例上升至20%。据说,判断一个宁波人是否地道,只要看看他的亲戚中有没有上海人便可知晓。宁波人也给沪上文化打下了深厚的烙印,从商业模式、坊间美食到方言习惯等等。《繁花》作者就曾表示,上海人爱说的“阿拉”,正是受宁波方言的影响所致。

1800年《江海全图》标注“宁波”“甬江”等地名,并标明上海至宁波水道里数“约五六百里”。图片来源:宁波市档案馆

在上海打拼的宁波人,没钱没势的从茶房和学徒工做起,小心翼翼地积累经验人脉,有学识的则干起买办,在外商和本国人之间做起中介生意。取得第一桶金后,便自己办企业,纺织、杂货、鲜鱼和中药均有涉猎。有剩余资金的则在上海投资金融业,据统计,清末上海的九大钱庄家族中,宁波籍就占了五家。宁波帮名气随即传播开去。

近代中国的许多宁波籍的风云人物中,许多都是循此模式,如上海总商会与中国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创办者严信厚、拥有抗战爆发前国内最大航运集团的虞洽卿、获得煤炭火柴大王等头衔的刘鸿生等。他们大多出身寒微,却继承了宁波人眼界开阔、敢于闯荡的历史精神,来到上海这块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土地上打拼,最终书写了各自的传奇人生。据统计,1923年上海总商会86%的成员都是浙江人,其中大多为宁波籍。

虞洽卿旧宅。图片来源:宁波发布

宁波人铸就了上海的辉煌,但他们并不忘本,而是回过头来参与家乡建设。宁波商人深信知识改变命运,将他们在生意上的投资带到了地方教育中。和严信厚齐名的叶澄衷挣到钱后,改造传统义塾,在宁波引入现代教育,“世界船王”包玉刚、在影视业大放异彩的邵逸夫均受惠于此。他们发迹后也延续了兴学的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包玉刚一次性拿出五千万人民币创办宁波大学,而邵逸夫也四处投资建设教学楼。

宁波帮将商业进取的“事功”和发展教育的“义理”相结合,既为自己增添了“儒商”的新身份,也悄然提升了家乡的文化软实力。这也是宁波虽然在上海的崛起冲击下相对落寞但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据统计,宁波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截至2023年11月22日,宁波共走出121位院士,名列全国城市之首。

宁波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家乡。图为屠呦呦旧居。作者供图

今日的宁波,与上海的联系愈发紧密。《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将宁波市区与苏州市区、上海的临港新片区一起,定位为“综合性全球城市”,宁波在其中将发挥“作为上海国际贸易、国际航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协同区”的三大职能。

上海大都市圈规划范围示意图。图片来源:上海市人民政府网站

宁波有望借着上海之力再度强势崛起。


黄逸平《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孙善根编著《宁波帮史略》,宁波出版社,2015年;秦亢宗《宁波帮百年风云录》,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秦朔朋友圈《宁波与上海,阿拉牵起两座城》;城市进化论《抱紧上海,宁波能否复刻“苏州奇迹”?》。

撰文 | 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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