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记者：从之前的采访中可以感受到您基本上是完全关注到生意的生意人，仅仅关注的是公司怎么服务好客户、怎么打造全世界最好的技术，怎么样不断地加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现在的环境之下，由于围绕华为的所有争议、所有指控只是关注华为自己的业务变得越来越困难。

　　任正非：我有三个小孩，其实我都很关注他们，但是他们各人有个人的个性，我们之间不完全能经常和谐相处。孟晚舟这个小孩，在她小的时候，我当兵去了，当兵远离家里，她成长时期是妈妈带的。我每年有11个月见不到她，见到她的一个月，她白天要去上课、晚上要做作业，然后就睡觉了。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但是她很努力，而且她也很会处人处事。

　　我记得她在华中理工大学读书时，她妈妈告诉我给她一点钱，我给她一万块钱，她读完书给我退回9500元，她很节约、很省。她第一次去莫斯科参加展览会的时候，我给了大概5000美金左右，她回来以后退回了4000多美金，只用了一点点钱。但是她的学习上非常努力，IBM引进IFS时，她是项目经理，非常努力，而且一、二十年她一直在这个项目中，所以她深刻地理解项目管理，所以她把财务做得很好。财务做得很好的人，她关注的是平衡、关注的是管理、关注的是有效率。华为的领袖不是横向平衡，而是纵向突破，所以她将来不可能做CEO，也不可能做董事长。这是我补充回答刚才的问题。

　　她被关起来以后，我作为父亲是很心疼的，孩子怎么能受这样的折磨呢？但是，已经发生这个事了，怎么办？还是要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我们自认为，我们不可能有犯罪行为的，我们公司那么严格地要求自己、管理自己，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呢？

　　美国抓她，将来也要把证据一点点公开，通过法庭的判决来进行。现在她在软禁状态下，每天在网上学习几门功课，并没有意志衰退，还在学八门功课，公司重大问题还在网上跟她协商。

　　因此，我不能完全从父亲的角度看儿女情长，也要看到儿女要自由飞翔，每个小孩都要有个性，我的小孩个性都很强，都很努力，都想自己变优秀。父母不能要求儿女都在我们身边，跟我们和谐相处。我们觉得个人成长对他们很重要。

　　我认为，这次的磨难应该对她来说也是人生难得的机会，而且这么大一件事，我相信对她未来成长一定是插上了翅膀，要感谢美国政府给孟晚舟插了一个坚强的翅膀，她将来会飞翔得更好，我相信。

　　39、记者：据说花了很长时间您才开始跟媒体进行沟通，您一直以来是个很安静的人，面向媒体原来能不见就不见，大家都说您也好、华为也好很秘密的，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把您自己、才把华为向世界打开？为什么经历这样的危机才开放呢？

　　任正非：其实华为公司从来就是很张扬的，在外面张牙舞爪的，包括余承东、徐直军……我们所有领袖天天在外面讲。怎么他们就没网红，就把我盯住了呢？我这个人是很羞涩的，不善于跟很多陌生人在一起交流沟通，我善于仔细研究我的文件。

　　我太太问过我“你到底爱什么？”，我说“我爱文件”。为什么爱文件？我说，文件里面充满了哲学、充满了逻辑、充满了东西，文件写出去、发出去以后，三、五年大家都没有看到文件有什么影响，三十年后一看，这个公司队伍走得那么整齐，这就是哲学、逻辑和管理带来的东西。

　　我太太总是问我到底爱什么？我说爱改文件，因此我希望更多的精力用在内部，而不是外部。所以，我就没有做董事长。董事长要承担工商登记的责任，要签这个文件、那个文件，那都是杂事，都是打杂，跟清洁工一样，这不是我愿意做的。我愿意做的就是万事都不管，就管这个公司，我的性格使然。

　　我跟外面谈，外面一问“你怎么这么伟大？”，我说“我不是松鼠，怎么会尾巴大呢？”他说“你说自己不伟大，你是假谦虚吧？”。因此我没法面对媒体，说自己好，不信；说自己不好，他们说你是假谦虚。

　　这个历史阶段，公共关系部逼着我要出来讲话，他们说“因为你讲话，收视率高，所以你要讲，他们讲没有你收视率高。我发现，CEO天天在外面张牙舞爪，怎么在外面喝咖啡没有人拍照呢？我这个人从来不啃声，也不与外面打交道，上街去喝杯咖啡，我觉得太不自由了，旁边一定很多人拍照，然后贴到网上去，说“你怎么就那么艰苦朴素，怎么就喝杯咖啡呀”？喝杯咖啡，怎么就说艰苦朴素呢？我吃个饭，也说我艰苦朴素，我不想吃肉，因为肉吃多了，想多吃蔬菜，也会被人发挥说我多么伟大。

　　因此外界的报道有时不代表我的本质，我觉得没有时间跟大家做解释，因此我见媒体见得少。也不能说我见得少，BBC也在达沃斯采访过我，也直播了，也有过，就是少一点而已。

　　现在外面媒体天天围着我们，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回来把我逼急了，我只好出来张牙舞爪一般，有时候说话难免有错误，我没有经过媒体训练，说话又太直白，难免说话会说错，希望大家能够原谅。

　　40、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之前说您的领导风格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的鼓舞或者从那里面吸收了灵感，整个欧洲历史哪一块对您的领导风格影响最大？为什么您对此这么有兴趣？现在西方对华为有这么多的抵制，您是否改变了您的初衷？

　　任正非：我觉得，英国对我影响比较深的，因为英国这个国家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王在法下”，皇帝在法理之下，法在议会中。皇帝不是最大的，要受法律的制约；第二，皇帝不是最大的，要受议会的集体表决，形成了平衡的社会。英国的光荣革命350年没有战争，非常发达，造就了英国的今天。它对我有影响。

　　第二，清教徒飘洋过海到美国去以后，实际上是继承了英国法律，但是美国国土很大，扩张很快，特别是进军西部时非常混乱，因此不可能把法律制定得非常细致。英国把法律制定得非常细致，细致到很多细节都规范好了，创新动力就减弱了。美国在大框架管理上是有很规范的体系，但是末端放得很宽，美国社会就很活跃。

　　我们就学习这一点，我们公司把大制度管得很死，到末端百花齐放，允许你规模化发展，造成华为公司既有序、又民主、又自由，然后华为公司被外界看起来是奇迹。

　　其实就是学习了两个文化：一是，英国的文化，把主干文化一定要管得很清晰、很标准；二是，向美国学习，把末端文化很开放，允许开放、允许竞争，不把规范做的很细致。这都有影响。西方很多哲学、很多东西有很多丰富的内涵，所以我们在学习中还是起到很大作用。我每天写的文字中，既有规范的，又有诙谐、调皮、活泼的语言。

　　因此，看我的文章，慢慢看，有人就看懂了，可能就上来做骨干了；有人没看懂，就在下面继续活跃。所以，华为公司就构建了一个有序的组织。

　　记者：非常感谢您的时间，我们的问题已经问完。

转自：https://news.sina.com.cn/c/2019-03-20/doc-ihrfqzkc52573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