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顺时守中。

中华文明非常重“时”。“时”是时节、时机、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生活本身。小平同志注重分析时代特征和世界大势，站在时代前沿观察和思考问题，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第四，重民尚德。

中华文明有“民本”传统，中国共产党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创造出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共产党人的“大德”。当年革命能够成功，最根本的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人民为什么支持你呢？是因为你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够实现人民的利益。

小平同志非常注重群众利益，他有段话很有名，就是他强调的，“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他也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五，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和合共生。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型的文明”，奉行的是“弱肉强食”原则，秉持的是零和博弈思维，放在国际关系上，就是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而中华文明崇尚和合共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共生型文明”，强调的是和谐社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和解决问题”。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了推进人类共同发展，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们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邓小平同志领导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这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就此而言，他也是“中华文明之子”。

互动环节：

提问：当时有哪些重要的因素，促进邓小平同志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

张维为：1949年解放以来，应该说前三十年是“三十而立”，确立基本的制度及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民生方面的“欠账”蛮多的，特别是农业、工业。

1978年，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我们进大学读书，开始一下子看到外部世界，就发觉在生活水平方面我们落后太多了。

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泰国曼谷，我的感觉是，恐怕曼谷要领先上海二十年。我第一次看到的高速公路、超市，晚上9点钟商店还开着，都是在曼谷。当时北京、上海都没有——那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甚至到非洲，我当时去了津巴布韦、科特迪瓦，他们当时就有CBD（中央商务区）了，这些概念我们过去没有听说过。

所以你就感觉，无论从客观的指标，还是实际的感觉，我们落后了。

但中国厉害在什么地方？邓小平去了新加坡，回来就说，新加坡现在相当发达，我们向新加坡学习。但他同时也说，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能够比人家做得更好。

后来我有一次碰到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我就跟他讲这个观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害怕你们，你们开始学人家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做得更好，走一步看三步。后来证明，这个思路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切握手（资料图/人民网）

刘晨光：我非常同意张老师讲的，实际上我们做出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的决断，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想得很清楚。你加入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实际上就是“与狼共舞”。那么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实际上还是从我们本身的资源禀赋出发。我们本身的优势在哪儿呢？我们有土地资源，有劳动力资源，但是我们缺资金和技术。所以改革就那么启动了。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个，至少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甚至到九十年代，如果你看西方的主流媒体、主流的学术界讨论社会主义的话，它的基本的不成文的暗示就是“那是贫困”。所以当初我们提出“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是富裕”，这是革命性的。邓小平非常明确，中国是要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不能一出去人家都说你这个太落后了，这是不行的。所以他说，（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

主持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到底怎么改革、怎么开放，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摸索，我想这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在研究的过程。

其实改革开放对我们国家来说，它给我们带来了富起来、强起来的一个机会，给各行各业的腾飞都带来了重大的机遇，包括科研领域。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位交大的教授，他是中国陶铝新材料的领军人物，他和他的团队研发出来的高性能的复合材料，打破了有关国家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封锁，对国家的整个材料行业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贡献。让我们掌声请出交通大学的王浩伟教授……

可能有很多同学并不是研究材料学的，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材料有些什么样的性能，通常它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而这种性能别的材料都代替不了？

王浩伟：我们都知道，我们工业基础的主体材料是钢铁、铝合金，另外还有一些高端的材料像钛、铜等等，最轻的材料是铝。对于节能减排也好，提高性能也好，都是希望（材料）轻。但是铝很软，强度不够，那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陶瓷非常硬，刚度、强度都非常高，但是陶瓷又不能作为结构材料。常规的方法就是把陶瓷和铝简单复合，但是它又把陶瓷的一些缺点带进来了。

我们团队主要研究的就是从铝里面自己“长”出陶瓷来，形成纳米状态，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化学合成，这样既具有陶瓷的属性，又具有铝的属性，它轻，但是它的强度、刚度可以和钢铁、钛合金去比。


目前我们的主攻方向是支撑国之重器，像大飞机、大运载，还有国防尖端武器；小的方面，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每个人手上的手机，希望它在轻的同时，手机里面的一些光学仪器刚性较好，由于它是铝的，同时具有陶瓷的属性，这样它刚度较好，很轻、很薄，稳定性又很高。

主持人：您的这个研究成果打破了相关国家在高性能复合材料领域对我们长达几十年的封锁。现在跟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相比，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王浩伟：这个材料目前在工业化上实现了一些应用，可能这是咱们独有的。我们交大材料学院在轻合金——比如说镁合金、铝合金——在金属基复合材料，在高温合金方面，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对于尖端材料来说，我们是“点”上的突破。比如说交大有33个学院，我们交大材料学院是唯一一个年初刚被美国制裁的学院。

张维为：“光荣榜”。

王浩伟：当然了，我们交大只是一个代表，全国也有很多这种“点”上的突破。但是像习总书记讲的，我们在先进高端材料方面和国外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在关键高端材料方面，远远没有达到自主的供给，所以现在我们被“卡脖子”，卡得很难受。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奋起直追，解决“卡脖子”问题。

主持人：您在整个研究、从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困惑？您遇到的时候，对自己是怎么说的？

王浩伟：我肯定有，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蜕变过程。我刚回国的时候，遇到国家有重大的需求，国家立了这个项目以后，当时我就一“光杆司令”，带了一帮研究生、本科生，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没有实验室，就在上海交通大学走廊里做实验，没有任何的设备、装置、条件，全是借的，从零开始做。我们发誓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如果能把它做出来，我们团队的人“死了都值的”。

主持人：我们在一些领域还是有差距的，还是被卡脖子，所以您的期待是什么？未来在这些领域想要赢得突破的话，您对在座的年轻朋友们的寄语是什么？

王浩伟：我希望在座的能多一点学材料的，当然这是一个希望。我们经常说“十年磨一剑”，但是我们材料研究，从一个新材料的研发到它的成熟应用，要三十年才能“磨一剑”，所以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材料人能够“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我们老一代就这样做的，我们材料走到今天，也是一代一代的人这样做出来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基础材料，特别在高品质材料方面能够赶超，在高端材料方面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更重要的是，我希望经过你们的努力，能够超越、引领工业的发展。

提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色”，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差异？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如何调试、互动？

张维为：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体现了许多中国特色。换句话说，不是简单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是简单地诠释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而是写下一章，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搞清楚，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看，比方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必然最后演变成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基本道理，但具体怎么做，列宁做出了贡献，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又继续写，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一个都是农民的国家，我们也可以成功建设社会主义。


资料图来源：中国文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