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展的三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为中国做了三个战略抉择，这三个抉择带来了中国的成功崛起。”

“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重要，为此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当中，哪一种精神最值得我们当代青年人学习？”

“后来我有一次碰到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我就跟他讲这个观点，他说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害怕你们，你们开始学人家的时候，就要想办法做得更好，走一步看三步。后来证明，这个思路也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

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102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张维为教授和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的刘晨光副教授一同走进上海交通大学，谈谈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以下为观察者网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稿。

张维为：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和大家谈谈中国共产党的三个领袖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今天我们着重谈谈邓小平，谈谈改革开放，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一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很荣幸有机会给小平同志做英文翻译，我可以先回忆一些往事。

我第一次为他做翻译是1985年8月28号的上午，那天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时任总理穆加贝。那天小平同志提前20分钟抵达会客厅，也就是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与我们先到的工作人员简单握了个手。

跟我握手的时候，他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上海”。他说“你知道霞飞路吗？”我说“是淮海路吧？”霞飞路就是上海淮海路在解放前法租界时候的路名。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交大的徐汇老校区也在附近，经常听人说到霞飞路。


1930年代的霞飞路（淮海路）与迈尔西爱路（茂名南路）交汇路口，国泰大戏院一带（资料图/维基百科）

邓小平同志本人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实际上担任的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作为秘书长，他要把所有的中央领导人的地址、电话都记在脑子里。那是一段出生入死的岁月。

他曾经回忆过他在上海的历险。1928年那一天，他和罗亦农——当时我们党的另外一位领导人——接头，把事情刚办完，他从后门走出去，前门的巡捕就冲进来了，罗亦农被抓住了，被逮捕了。

他说：“我出门后就看见前门一个（中央）特科（成员），一个扮演成擦鞋子的，他用手悄悄一指，我就知道出事情了。前后就是一分钟都不到的时间。”

罗亦农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被叛徒出卖了的。租界的巡捕房把他引渡给国民党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六天之后就英勇牺牲了，时年才26岁。罗亦农是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


罗亦农（资料图）

今天回望当时这个细节，罗亦农被捕，邓小平幸免于难的这一瞬间，好像这一瞬间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那一代的领袖人物是一批意志如钢、痴心不改的年轻人，是当时的“90后”和“00后”，毛泽东（1893年生）和周恩来（1898年生）是那个时代的“90后”，罗亦农（1902年生）和邓小平（1904年生）是当时的“00后”。

所以他们当时年纪都非常轻，但都在做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情了。这一代领导人几乎都是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是中国革命硕果仅存的领袖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担当、牺牲和远见卓识，彻底扭转了中国一路走衰的国运。

回望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建设历史，前三十年，我说我们实现了“三十而立”，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建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普及基础教育、普及基础医疗等等。

但我们也要看到，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还相当低。如果按照当时的国际标准的话，不少中国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下，当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低于多数非洲国家。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上海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4平米多一点。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这样挖苦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贫困，只不过是把贫困普遍化了”。

我自己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走访过不少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叫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去过苏联，去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去过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当时可以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比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富裕，甚至富裕很多。这个给西方国家一种巨大的心理优势和话语优势，使西方国家能够忽悠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最早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命题，提出了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经过四十来年的不懈奋斗，应该说我们实现了“四十而不惑”，也就是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认为在中国发展的三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邓小平为中国做了三个战略抉择，回头看，这三个抉择使他与众不同，也使中国的命运与众不同；这三个抉择带来了中国的成功崛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第一个时刻是1978年，邓小平决定进行改革开放。

实际上我们回望当时的情况，中国也有其它选择，中国也可以不搞改革开放，比方说我们可以继续采用60年代我们曾经尝试过的做法——60年代中期，就是对计划经济模式做局部的调整，增加一些外贸作为调剂，但是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贸易体系，更不要说后来的接入互联网，因为那样做的风险非常之大，而且甚至可能是全盘皆输。

但回头看，邓小平他做了个决定，他要下一盘大棋，他决定探索一条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大家知道，开启改革开放这个大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是1978年12月举行的，在此之前的9月份，邓小平视察了东北。

他一路走来谈了几个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要解决思想，要恢复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明确讲了“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社会主义必须是富裕”。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了，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了，但是到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块钱，农村大多数地区处于贫困状况，这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所以他提出了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开放。

他当时到大庆油田参观，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还问：“你们计算机每天开机多少个小时，工作多少个小时？”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每天两个小时，因为当时计算机还是很稀罕的。他说：“这怎么行，这和拨算盘差不多，计算机要搞一个计算中心，24小时开放，形成一个网，谁都可以用”。可见邓小平当时的思想已经很超前了。


1978年9月，邓小平在大庆油田（资料图/人民网）

视察东北之后，在1978年10月和11月，他又密集出访了四个亚洲国家：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他感触良多，他认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方面走到中国的前面了，中国必须迎头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