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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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一）

清乾隆《职贡图》中的“英吉利国夷人”，英吉利国即今之英国。

    田 力

    早期的中西贸易，在16世纪时主要被葡萄牙人所垄断，到了17世纪则大体上由荷兰人所控制，而从17世纪末开始，尤其是在18世纪，基本上就由英国人所把持。此后的中西关系，尤其是在商业贸易方面，主要就是中英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这一时期英国在华活动的代表，垄断了中英贸易。该公司创立于1600年，由于获得了英王的特许状，公司在印度、马来半岛及远东各地享有贸易独占权，还有代表政府订立通商条约或和约的权力，有权发动战争、建立堡垒、筹建军队、审判公司官员等，拥有政治和军事权力。它对中国的贸易独占权直到1833年才被英国政府取消。

    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开放海禁，并分别在宁波、广州、漳州、云台山设立海关，主管贸易和征收关税等事务。由于当时西方商人在中国购买的主要是丝茶，而江浙又是丝茶的主要产地，所以西方船只纷纷北上宁波、舟山贸易。清政府还特地于1698年在定海城外道头街之西置浙海关征榷机构，又增设“红毛馆”（西洋楼），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和水手。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在定海扩展商贸，派遣喀恰浦（Allen Catchpoole）为首任监督，设监督公署于定海。同时，英国国王任命其为总领事，希冀在浙江开创对华通商的新局面。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英国人的此次努力以失败告终。此后数十年间，来宁波、舟山的英船踪迹难觅。1715年，东印度公司正式在广州设立商馆，作为对华商业活动的基地。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广州已不能满足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的需求。乾隆二十年（1755），公司派出它的第一个汉语翻译洪任辉（James Flint）和大班蛤蜊生（Samuel Harrison）等58人带着4箱银元和“红毛”酒来定海、宁波贸易。由于英船久不来浙，两地官员加意体恤，热情接待，嘱令商人公平交易，英商满意而归。这次的成功也更加引起东印度公司的兴趣与重视，此后公司又陆续派出多条商船来浙。不过，由于清政府担心宁波会成为第二个澳门，为了防微杜渐，先颁布增征税饷的谕令，劝告英人仍往广州贸易，不必来浙江，但是效果不佳。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明令禁止外船赴浙，“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这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来说无异于沉重打击，但仍心有不甘。乾隆二十四年（1759），公司再派洪任辉率船来宁波贸易，在定海被当地官员按照谕令阻拦，洪仁辉竟扬帆北上，直奔天津，船抵大沽口后，呈词控告粤海关及行商拖欠货银等事，并扬言要上京告状伸冤。乾隆帝虽然最终派员到广州查办了粤海关监督并满足了英商的部分要求，但也对洪仁辉不听中方命令，远赴天津，投递呈词一事深感不满，将洪仁辉圈禁澳门三年，再逐回本国。洪仁辉事件后，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防范外夷规条》（又称《防夷五事》），进一步加强对外国人的防范，经乾隆批准颁布，成为清政府第一个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由于实行这些规条，除了少数的广州行商之外，中国人均不得与外商接触，这严重妨碍了中国和西方的正常交往，其消极影响十分巨大。对于英国人来说，中国方面的限制性贸易是远远不能令其满意的。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的使团，以祝贺乾隆帝寿辰的名义来华。次年9月，马戛尔尼在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六条要求，包括准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在舟山附近划一小岛归英商作为商站使用等等，但悉数遭到乾隆帝的拒绝。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又派遣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率使团赴华谈判，目的与马戛尔尼使团大致相同，他收到外交大臣的训令包括：消除在广州的种种困难，保障东印度公司的权利等等。但由于该使团不愿意向嘉庆帝行叩头礼，遭到清政府驱逐，连正式提出要求的机会都没有。

    英国政府两次派使与清政府直接交涉，可以视作是英国官方对突破广州贸易体制的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放弃，工业革命后大量的英国商品需要更多的消费市场，而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让英商充满希望。1832年1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向该公司的高级大班林赛（H. Hamilton Lindsay）发出训令：“查明这个帝国可以渐次对不列颠商业开放最适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以及土著和当地政府对此事的好感程度。”此外，还要调查英国哪些货物在中国能有销路、具体价格如何；中国各地“茶、丝及其它中国商品的价格，以及装货和购货的方便与困难。”当年2月26日，林赛乘坐“阿美士德勋爵号”（Lord Amherst）商船从澳门出发北上考察中国沿海，船上载有70多人，随船携带了印花布、呢绒、羽纱和铁等大量商品和一批关于政治和宣扬基督教的汉译小册子。为了避免清政府将他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联系起来，林赛冒充是船主，并根据本人的受洗名Huge Hamilton给自己取汉名“胡夏米”，还对中国官员谎称，这是艘从“榜葛剌”（今孟加拉）开往日本的英国船。林赛负责主持调查工作，他还有两位重要的助手，一位是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因为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情况而被聘请为此次航行的翻译和随船医生，并化名甲利；另一位是该船真正的船主礼士（Cap. Rees），他负责沿海海湾与河道的勘测工作，绘制航海地图。“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的首要目的虽是商业性的，但同时还对中国沿海海岸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的情报，这其实就是类似于间谍的侦察行为。也是基于这个情况，笔者将“阿美士德勋爵号”称之为“间谍船”。

    “阿美士德勋爵号”一路经过南澳、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朝鲜、琉球等地，于9月5日回到澳门。航行结束后，林赛和郭实猎各写了一份报告，合为一本并于1833年出版，题为《“阿美士德勋爵号”在中国北部港口航行的报告》。书中有关该船在宁波的活动、与当地官民的交往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又可与中方的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是反映鸦片战争前浙江对外关系的重要西文史料。

    根据报告记载，“阿美士德勋爵号”于1832年5月24日进入浙江舟山群岛洋面，次日在甬江口外的海上前往宁波。来自定海的中国水师进行拦截，胡夏米与登船的中方官员进行了交涉，他写道：

    我告诉他们自己的意愿：立即亲自前往宁波，将请求允许通商的禀帖递交给合适的官员。两位头戴白色顶戴的官员，应该都是文盲，基本上读不懂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字。同他们一起来的有位先生（seen-sang），或者叫老师，协助他们读写。两人问我的问题都属于那种极其愚昧的类型。对于我们的出现，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和迷惑，尤其是在听到我们用他们国家的语言说话的时候。之后也没有继续阻止我们的航行。

    水师官员给了胡夏米一份题为《汛官通知书》的书面通知，让其一行停止前进，等待中国官方的许可。这份材料现在仍保存在英国，内容如下：

    敬启者，

    我国设立关隘汛口，定有规例，凡遇各省各邦船只到口，必须以礼言阻留停泊，候汛官禀明大宪批准收口，方可进关。如未明批准，一经进关，我等官兵均有失守懈误之罪。今宝舟到此，望祈停泊勿进，候我等禀明大宪批准，我等接获宝舟进关入宁矣。特此告闻。

    这种近似恳求口吻的阻拦对于“阿美士德勋爵号”没有任何作用，胡夏米不仅置若罔闻，还连夜赶写了一篇上宁波知府的禀文：

    英吉利国的船主胡夏米恭禀宁波大老爷正堂。现在英吉利商船至此，船上装载洋布、羽毛、大呢货等，特意在贵府销卖之。盖康熙年间，我国的船曾到贵府，买卖不禁。今英吉利人意愿复结向来贸易的事，致贵府的尊商与远客彼此获利矣。万望应准之。况且贵府的船年年到大英国属地方，我国法律亦准买卖。据情禀恳大老爷俯念察夺施行，则远客感激无既。

    道光十二年四月×日

    胡夏米预料到自己的请求是不会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不过是借着递交禀文的机会能参观一下宁波城”。

    5月26日，“阿美士德勋爵号”经镇海，沿甬江而上。中方又出动船只进行拦截，但毫无效果，胡夏米描写航行情况：

    船向西约20英里便是江水的入海口，镇海恰好位于江口的位置，这条江实际上叫“大浃”（Tahae）。镇海县的县城建于一座半岛之上，一边是江，另一边是海。它受到一座宏伟石堤的保护（指镇海海塘——译者注），这座堤坝沿着海岸线延伸约5、6英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坦荡的平面，堤后的城镇大大低于海水满潮时的水位线。

    这个半岛的最高点是在一处高山，在此地建有一座广阔的要塞，但如同中国海岸的大多数要塞一样被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没有驻防部队。当我们经过这个城镇时，许多船只驶过来，上面的人向我们喊话。另外有些船上满是低级官员，他们竭力劝说我们停下。这些人先是恳求，最后发出威胁。他们的船只跟不上我们的，所以有些人登上岸，顺着江堤跑，并试图呼喊一些满载乘客的大型船只挡住我们前行的航路，但是那些船并没有这样做。在我们为躲避潮水而近岸航行时，他们又派出一队男孩向我们投掷石块。我向他们招手，并且威胁说会告诉县令他们的这种野蛮行为。这些人赶紧制止男孩们再扔石头。

    就这样，“阿美士德勋爵号”顺利地行驶到宁波城下，一出中外交涉的好戏即将开演。

“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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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商铺。出自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873-1949）在柏林出版的《中国的建筑与景观》（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1923）中的插图。

    田 力

    1832年5月26日，“阿美士德勋爵号”不顾中国水师的拦截，由镇海出海口闯入甬江，经过一段时间航行，终于抵达宁波城下。林赛在报告中这样回忆他们一行人入城去找宁波官府交涉的经历：

    我们找到一处最近的登陆点，在大量人群的围观下登了岸，径直向宁波城走去，同时还对周围人说，我们想要去知府衙门，一些人立即就指明了道路。我们穿过宽阔的街道，两旁都是漂亮的商店（相比较来说，宁波的街道比我所参观过的任何其他中国城市的都要宽上几英尺，商铺也更加漂亮些。——原注如此），我还停下脚步向其中几家店内看了看。郭实猎先生和我都向人群讲话，告诉他们“我们是他们的老朋友——英国人，曾经来这里进行过贸易，也给这座城市带来过巨大的财富。现在我们又来了，希望能够重建这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古老关系”。我还在那些最受尊敬的人当中散发小册子。在走了近一英里的路程之后，我们来到了知县衙门，官府里的人所表现出的惊讶程度超出了我们在福州府所见识过的情况。像之前一样，我们被问了许多问题，我也在他们中间散发了好几本小册子，就是为了传播一些他们似乎很想知道的、关于我们的信息。没过一会儿，知县来了并与我们交谈。当我提到希望能够亲自去拜见知府、递交禀文时，他彬彬有礼地请我们跟他走，他会带我们去见知府。

    林赛等人在与鄞县知县程璋（字麟章，江苏宜兴人，生卒年不详）见面后，又在其引领下会见了宁波知府冀兰泰（字畹亭，山西平遥人，生卒年不详），并递交了“胡夏米上宁波府禀”。林赛描述了与知府见面的场景：

    我们随同知县来到离县衙不远的一处空旷场地，在它的尽头有个放满了长凳的大殿，足以容纳下2000人。这是孔庙大殿，候选人为了获得文学荣誉每年都在这里参加考试。几分钟后，知府在众人的簇拥下到了，走到大殿上端一个凸起的平台，又来到台前，我走过去，将禀文和一份小册子递到他手里。知府是位上了年纪的人，有着一副吸引人的外表。他面带微笑，接过了我的禀文。在读完之后，他转向我说：“此事我们需要考虑一下，我会和提督商量。在此期间，你们可以在此地过夜。我手下的人会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不觉得这样很妥当吗？”最后一句话，他用一种诙谐幽默的语气说了好几遍。于是我回应道，我对受到的盛情款待深表感激，而且非常钦佩大人思想如此地开明。这位老先生显得兴高采烈，问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特意指示他的一个随从，去看看还能为我们的安歇和住宿做些什么。他向我们道别时，还不断地重复“关于你的事情，我们会商量的”。在围观的观众当中，还有不少警察，虽然手执鞭子，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将不断涌入大殿的人群挡在外面。人们很快挤满了殿内，肯定得有好几千人。

    冀兰泰安排林赛等人在宁波城东的天妃宫（福建会馆）过夜。林赛对中方的热情接待感到很满意，他写道：“知府的一个贴身仆人被派来，他以最恭敬的态度来照顾我们的起居，不断地问我们是否还需要什么东西，他会立即买来。唯一让我们感到有些不快的是那些络绎不绝的好奇访客，他们中很多人是下级官吏，还有一些是受人尊重的商人与店主，他们的问题和好奇心似乎永无止境。每个人都请求我们赠予那本关于英国的小册子。于是，英国的名声就如同野火般迅速地蔓延开了。等到我们入室就寝时，已经是午夜时分。”

    5月27日清晨，冀兰泰就派出几名信使来了解情况。而根据林赛的说法，他们的问题主要都是围绕“那本关于英国的小册子里的各部分内容”，比如“在广州遭到不公正待遇的说明，我们提到的英国在印度的属地差不多是与中华帝国接壤的情况”等等，信使将林赛等人的答复全部记录下来。看来冀大人着实认真地翻阅了林赛给他的那本小册子。

    “阿美士德勋爵号”一行人的到来，也让宁波百姓感到十分新鲜。他们一大早就过来看热闹，将天妃宫围了个水泄不通。林赛等人并不惧怕，反而很高兴，他们此行就是想多接触中国人，让他们了解英国。于是从天妃宫走了出来，“为了满足中国人的好奇心”。上午的时候，鄞县知县带着一些军官前来拜访，林赛感受到对方表现出的“最明显的殷勤与关心”，还在这次会面中认识了被称为“马大老爷”的军官，此人之后多次负责与英国人交涉。林赛写道：

    我们之间举行了一场关于谁应该去坐荣誉席位的客套比赛，知县等人坚持让我们去坐，他们急于向我们这些来访者表示尊敬。知县看上去是一个年老体弱的人，说话含糊不清，好在马大老爷流利的讲话和优雅的举止充分弥补了他的不足。相较于一般的军官，马大老爷是一个例外，他品格高尚、值得钦佩。他的官衔是游击，或者说是提督手下的上校。我们此后见了很多次面。他是一位50岁上下的英俊男士，具有十分明显的欧洲人相貌特征。他解释说其家族来自西藏，与我们在印度的领土相毗邻。马是一位穆斯林，他所掌握的一般学科的知识比普通中国文人所了解的要多得多。在说了一些赞美之词后，知县转达了知府的口信：因为提督外出，无法立即做出决定，故而不能答复我们的要求。已经派出信使去请提督回宁。知府计划在一些官员的陪同下，今天下午就出发去镇海，他们在那里会登上我们的船，大家共同商量一个将我们的请求呈送给皇帝的最佳方式……

    “阿美士德勋爵号”当时停泊在镇海，林赛等人在返回船上之前，又要求在宁波城内购买一些东西，其实是想借机进行调查：

    我们走访了城内的几处售卖欧洲羊毛制品的商铺，它们的价格和在福州卖得一样。我非常希望去参观批发丝织品的货栈，却只看到了零售店。我和郭实猎先生都很努力地想去了解有关外国住宅是否还有任何遗存的消息（据说英国人曾在宁波建立过商馆——译者注），但是我们的寻找毫无结果，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或者空闲来继续搜寻了。但是这里每一个人对一个世纪之前外国人在宁波进行过贸易的事情都显得非常清楚，他们的城市从这种情况中获得了最大的好处。穿过城市，我们登上城墙，从位于一个城门顶的塔上可以很好地观赏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发现在城墙内没有空闲的土地。从不同来源收集到的数据，我觉得城里人口约在250000至300000之间。城市和郊区的占地面积约超过广州的一半以上。城市旁的大江里满是船舶，多数是属于这个省的，也有不少是来自福建。大部分的福建船只似乎还留在镇海。

    林赛和郭实猎又在城里散发了约50份关于英国的小册子，他觉得这项工作对于增进中国人了解英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这种小册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一个强有力证明：当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都称呼我们为红毛，长着红色鬃毛的人；几位德高望重的人，没有丝毫不礼貌的意思，也会询问红毛国是否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对所有人的答复都是一样的，没有这样的国家。称呼红毛是一种对外国人不雅的，甚至有些粗鲁的表达方式，因为只有猪、狗、猫身上才长毛，而人长的是头发。就关于我们国家的知识而言，我相信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新的。当离开宁波之前，我们很满意地听到人们在相互议论，“这些是英吉利人”。

    现在已经考证出来，林赛等人在宁波发放的中文小册子，名叫《大英国人事略说》，是一篇关于十九世纪初中外交涉的重要历史文献。该书的原作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大班、特选委员会成员马治平（Charles Majoribanks，1794-1833），“阿美士德勋爵号”的此次来华探查也是由他极力促成。此书初以英文撰写，名为A Brief Account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由该公司翻译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是基督新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受命译成中文。清朝地方官员曾将该书抄呈给朝廷，并将其称为《大英国人事略说、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简称《事略说》。该书主要是介绍了英国人的性格与对华的友善政策，扭转长期以来被中国曲解的英国形象，并且痛陈中英通商过程中英人所受的种种不公。中文译本分为十四段，先述英人航海之能、通商之利、属地之广，以展现其国家地位；再言英人来华志在通商，没有侵华意图；继列英人在广州所受官府民商之欺凌，以示其另觅口岸之正当性；最后宣传英国为中国最应亲善之对象，应友好和睦。该书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对中国多有赞美，但同时客观介绍了英国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是美化，其目的无非是想让中国人明白“清国人民为高明勤工兴旺者，但普天下非独清人为如此”，西方国家也是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希望能够获得平等的对待。不过，看过此书的中方高级官员对其内容并不感兴趣，浙江巡抚富呢扬阿将其斥之为“款式间有悖谬，语句亦多不通”，山东巡抚讷尔经额认为此书“率多谬妄难解”。虽然这本小册子也被呈送到道光帝那里，但他似乎没有看过。一方是主动了解中国、积极搜集情报；另一方则眛于世界大势、闭门塞听、妄自尊大。十多年后鸦片战争的胜负似乎在此时就已显出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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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三）

镇海招宝山脚下的寺庙，华生少校摄于1870年前后。出自原署理浙海关税务司包腊（Edward C. M. Bowra）的影集。

    田 力

    1832年5月28日，“阿美士德勋爵号”停泊在镇海附近。东印度公司大班林赛和他的翻译郭实猎登岸，拜会了镇海知县郭淳章、马大老爷和其他一些官员。他们被告知，在提督和其他高级官员做出决定之前，“阿美士德勋爵号”不得随意在甬江里航行。不过，林赛对中国官府的要求置若罔闻，他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5月29日上午，浙江提督戴雄带着三艘战船来到镇海，声势浩大。“阿美士德勋爵号”在三船经过时，特意鸣炮三响以示敬意。不过戴雄当天并没有接见林赛等人，或许还在和其他官员商量对策。

    5月30日清晨，马大老爷带着一群官员到船上，邀请林赛和郭实猎二人去和提督等高级官员会面。为了摸清中方的态度，郭实猎已经顺利结交了一位孙姓水师军官。说来有趣，郭实猎曾经在东南亚一带的福建华侨中传教，由于有语言天赋，他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福建方言。为了方便日后来华活动，他在暹罗（今泰国）加入了一个来自福建同安的郭氏家族，取了中文名“实猎”。而这位孙姓军官也是福建人，真就把郭氏当作同乡，十分亲近；并且在与其交往的几日里，还接受了对方的医治，心存感激，一直想有所报答。所以当马大老爷与林赛谈话的同时，孙姓军官也在和郭实猎进行一番密谈，主要是透露了宁波官员对于“阿美士德勋爵号”来访的真实态度，并提醒他们在与中方官员交往时应当注意的一些事项。

    在马大老爷离船后不久，林赛等人就登岸到了镇海城，这次他们依然没有见到浙江提督。中方负责交涉的是镇海知县郭淳章和定海知县王鼎勋。

    林赛前日已与郭淳章商谈过，但和王鼎勋是第一次见面，对其印象非常差，认为他是“极为傲慢自大的中国人，憎恶外国人，并且对我们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林赛讲述了双方唇枪舌战的过程：

    在谈话当中，王鼎勋声称以前确实设有一个茶行和一个丝行进行对外贸易，但时过境迁，这两个商行早就停办了，而没有它们，我们将很难在这里做生意。关于这一点，我说到，设立这种机构的初衷是因为外国人不会说中文，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没有它们，我们依然可以很好地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就这个问题，他又拿出一张纸，上面有他们的文件摘要，以证明自乾隆时代起，就没有外国船只获准在宁波进行贸易。我重申，现在我的同胞们迫切希望重新开始以前的商业交往，既然他们的船只经常出入我们的港口，那么也应当允许我们去访问他们的港口，这样才是公平合理的。王大老爷脾气不佳，已经说了好几句令人不愉快的话，现在他很肯定地否认了我的主张的正确性。但当郭实猎先生宣称他此前在新加坡经常看到宁波商船，一位中国军官插话道：“这位先生所言极是，从宁波出发的船只确实经常到你们国家（新加坡于1826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由英属印度当局管辖，故林赛等人向中方声称新加坡是英国领土——笔者注），但其船主一般都是福建商人。”

    王鼎勋见无法说服英国人，便与郭淳章简短商议了一下，后者随即拿出了一封信札交到林赛手中，告诉他“读完之后就能明白你们是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贸易”的。这两位官员的行为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们出示的是一封密札。5月27日，宁波知府冀兰泰在会见完林赛等人后，立即致信郭淳章，要他吸取福建官员因没有妥当处置“阿美士德勋爵号”来访而丢官的教训，不许该船片刻停留，并严防林赛等人与中国百姓接触。信中表明了中方对于“阿美士德勋爵号”来访的态度与处置措施，在双方谈判当中本属机密，王、郭二人竟完全没有保密意识，直接向对方亮出了底牌。

    林赛瞥了一眼信上的文字，立即就发现了“它极具攻击性的话语”，于是要求保存该信，当然遭到拒绝。郭实猎又提出要来抄录一份，这时王、郭二人才慌了神，意识到自己惹麻烦了，林赛写道“郭淳章变得相当焦虑不安，不断恳求不要抄信，因为他原本只是想让我们看一下信中内容，非常想把信再拿回来”。但已经迟了，“郭实猎先生退到桌边开始抄录信件，而我则稳住官员，和他们讨论别的话题”。就在会谈快结束时，马大老爷走了进来，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询问林赛之后方知事情经过，也变得急躁起来，对他说“这两个蠢人”。

    那封由郭实猎强行抄录的密札后来被保存在英国，现在依然能看到它的全文。冀兰泰知府先是转述了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魏元烺的札件内容，里面谈到“阿美士德勋爵号”在福建沿海活动，水师官员因防堵不力被摘去顶戴。又提到“查夷情狡猾，难保不来此遂窜。……严饬沿海各厅县、营严密探查，加意防范”。最后，冀兰泰用非常严肃的语气命令镇海知县郭淳章：“即速移会沿海各营严紧探查，加意防范。该夷船如有窜至，立即跟踪追逐，不许片刻停留。并杜绝奸民与之勾通接济。倘敢稍涉疏懈，定即指名参奏，决不宽贷。凛切！特札。”

    林赛对信札中的内容极为不满，他“用非常直白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因信札中毫无根据的不实之词和侮辱性的评论所自然激发出来的”。

    实际上，让林赛等人难以接受的，除了中国官方在信札中所表现出不允许他们在宁波交易的坚决态度外，还有不客气的用词，如称其为“夷”，认为其“狡猾”。最让他生气的是，中方竟然将“阿美士德勋爵号”此来称之为“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地溜进来”（creeps in like a rat），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查诸信札原文，笔者发现这是林赛对“窜至”一词的误译，该词虽有贬义，如流窜、骚扰等意思，但与老鼠又有何相干？想必是因为“窜”的繁体字为“竄”，与“鼠”字形相近所导致的误会。在这一点上，他可是冤枉中国人了。

    等到中方官员走后，心潮难平的林赛立即起草了一份禀文，准备次日会见浙江提督时递交给他。这份禀文的中文版已残缺不全，所幸英文版保存完好，现照译如下：

    大英国船主胡夏米敬禀浙江提督大人：

    据见招，今天上岸，致与大官员商量。或我船可进口，照例买卖。但恨未曾谒见大人，现各厅营县文武官已将开札，说我船是“甲板夷船”，札文上还称“夷情狡猾”，夷船如老鼠般偷偷到来，寻求“奸民与之勾通接济”。尽管我个人地位卑微，但这些言论都是针对我祖国的侮辱，而且都是不真实的。大英国人不是“夷”，而是一个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优越性的国家的国民。大英国人的性情并不狡猾，而是坦率、勇敢、有进取心。我的同胞们笃信宁死亦不愿受辱。此外，我们也不是像老鼠一样潜入港口，寻求与汉奸的联系。老鼠藏身于洞穴之中，而我们在青天白日之下来到这里，心怀坦荡、没有恐惧，又怎会与汉奸有勾连？

    听闻大人品德高尚、聪明睿智，您一定明白这样侮辱性的言语必定会激起两个伟大国家之间的敌对情绪，而这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是成为朋友。

    因此，我的船来到此地，船上约有价值70000到80000银元的货物。这倒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若贵省的大官员认为宜向朝廷呈报此事实情，则可能会产生一种每年能够达到数百万银元的贸易。谨随函附上一本有关英国事情的小册子，请大人屈尊阅看并予以保留。

    5月31日清晨，马大老爷与孙姓军官又来船上商谈与提督会面一事。林赛等人要求进行贸易，马大老爷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号”再开得离宁波远一些。为了更好地表达意思，他还特意写下了文字说明，这张纸条被林赛称作“汛官密书”，其原文现存后半段，前半段依据英文回译，是这样说的：“若贵船驶到外面去，商人们就能和你们做生意了；而在这个地方，现在文武官员云集，商人们就不敢出来与你们做生意了。”之后的原文是：

    此客人亦不敢来，只可船开、官去，客人方能来船。但我们不便叫他来，我大清国官要遵律例，断不敢私自准交易，只可你们暗暗交易，文武不知道。意贵国人实在聪明智慧，仁义道德，君子之人者多，可欣可羡之至！

    文中的客人指的是商人。可以看出，最后一句本与此事无关，是马大老爷为了让林赛等人高兴，有意将英国人称赞一番。但好话再多也劝不走英国人，林赛的答复是“只要安排好我们的交易活动，我立马就将船开走”，马大老爷只得应允，看是否能做些什么。

“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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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绍台道，华生少校摄于1870年前后。出自原署理浙海关税务司包腊（Edward C. M. Bowra）的影集。这位官员可能是文廉（1810-1870.11.24），他于1866年起任宁绍台道，直至病故。

    田 力

    1832年5月31日，宁波地方上的三位主要官员终于接见了林赛和郭实猎二人。他们分别是浙江提督戴雄、定海镇总兵陈步云和宁绍台道方传穟。在林赛的日记里，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中英双方见面的场景，这也是一份反映鸦片战争前夕浙江地方官员对外交涉的重要史料，现全文照译如下：

    我们一到达镇海，就被领进一座寺庙的内殿，上次我们也来过这里。有位戴蓝色顶子的官员接待了我们。在这里待了约一个小时，我们也不觉得时间很长，因为在现场还有许多镇海和宁波城里最受尊敬的人，他们也获准来此地。我们走到这些人中间，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使得他们非常高兴。他们普遍表达了最为诚挚的愿望，即能与我们自由交往。最后，马大老爷来了，他告知，大人们已经准备接见我们了。我询问提督是否会让我们坐下，他的答复是肯定的。此前，我还告诉马大老爷会脱掉帽子然后再戴上，这是一种对大人的尊重。现在对方同意我们这样做，并且提督大人会拱拱手，并略微点点头作为回敬。所有的安排都相当令人满意，因此我们走到城外一片开阔的绿地上，那里已经支起了一顶帐篷。我们在两列士兵之间走入帐篷，此外还有许多全副武装、佩戴弓箭的军官。一些枪炮也摆放出来，上面装饰着漂亮的旗子，整个场面显得威武雄壮。帐篷里坐着三位大人，提督居中，定海总兵官在其右边，道台在其左边，这个位置被认为很尊贵。马大老爷和孔大老爷，一左一右，将我引到前面，向提督报告了我的姓名，之后又介绍了郭实猎先生。我们的敬礼也得到了提督和总兵以最友好方式的回敬，但是道台看起来面带怒容。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个利用一切机会对外国人表示敌意和厌恶的人。环顾四周，我发现并没有为我们准备座位，于是马上向马提出来。提督听到我的话了，于是说道：“如果你是你们国家的官员，我就让你们入座；如果不是的话，你们有座位就不符我国的体例。”我回复说：“我们虽然不是官员，但是作为从遥远国度而来的客人，我希望贵方能展现出这种礼貌。”年迈的提督用一种熟悉的和善口吻说道：“那你们在这方面的礼仪是怎样的？”我说：“在我的国家，一个商人，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在最高级别官员面前也是可以坐下的。我本人以前也常这样，我在本国官员面前一直是坐着的。”提督大声说道：“拿椅子来，你们是官员，也是我们的朋友，请坐。”我再次以一种足够大的声音说道：“我们不是官员，而是商人。”作为回答，他指了指放在桌子下面左手边的几把椅子，于是我们坐到了那几把椅子上。

    在互相称赞几句之后，提督谈到，“多年以前，在宁波确实有一处属于我国的商馆，但早已荒废不用，因此也无法立即重建使用”。他接着说，“你们可以去广州交易。但在此地，任何的商业机会都不被允许”。我向他提到了在广州受到的冤屈与盘剥，并补充说，希望这个省的高级官员能向皇帝对事实作出有利的陈述，这或许能够在未来几年发生贸易。提督说“让你们的国王写份文书呈给皇上，或许能够安排”。我表示希望能作出这样的安排，然后站起来，向他递交我的禀文。在这个方面，我犯了一个错误，让马事先知道了禀文中要表达的意图，因此他们肯定在这点上商议过了。提督现在很坚定但也很有礼貌地拒绝接收禀文，并且说之前呈递给知府禀文已经足够了，你们的事情也已报告给皇帝。为了证实这一点，道台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们看。这是一份福建总督呈给皇帝的报告抄件。……里面提到有两个夷人（barbarians），胡夏米和甲利（即林赛和郭实猎——笔者注）略晓汉语……我请提督允许我们也抄录一份，他本来是准备同意的，我做了个手势，让郭实猎先生走到桌前开始抄写；但就在此时，道台在提督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之后便说，让我们抄录呈送给皇帝的奏章，这与他们国家的体例不符。我便又重新提起自己那份在他们面前未被拆封的禀文，但是提督在道台的教唆之下，再次回复，他绝不会接收，并拿起禀文要递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走到桌前，接过禀文，自己打开了，然后放在提督面前，请他来读，并且告知如果进行回复是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体例，那我并不敢有所企求。正如我后来所听说的，这位提督大人在知识上相当欠缺，读写速度都很慢。我当时就相当怀疑，因为他把禀文递给了道台，而道台则很不情愿地接了过去，读给他听，脸上一直阴云密布。实际上，每当老大人说什么客气的话，道台总要在他耳边低语，显然是在反对他对我们的这种礼貌。在读完禀文之后，提督再一次与我们交谈，他否认与总督的那份侮辱性文件有关联，并且说了一些奉承我国的漂亮话。我说，自己绝不会忘记在宁波所受到的热情招待，但又表明，既然在这里读到了这份文件，我就不得不对文中所包含的错误之处表达愤慨。还说道：“据说您是一位勇敢而又受人尊重的战士，肯定能理解，在听到对自己祖国的侮辱之词而不愤怒是很难的。”这位年迈的提督笑容可掬，说道“你讲的不错”，又补充说：“我们已经把你们当作朋友了，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就是那样的人。即使两个国家在打仗（他将两个拳头碰击在一起用以形象说明），你作为客人来到这里，我们也会以今天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对这种慷慨大度的感情表示敬意，这时茶也端上来了。马和其他几位戴着蓝色顶子的武官也在场，不过都站着。马离我很近，当提督听不太懂我说的话时，便负责进行解释；他常走到三位大人面前说些什么，但声音极为低沉，我完全听不到。在茶水撤下之后，我再次谈到禀文的事情，而提督依然回复他不能接收。然而，我仍然非常坚决地拒绝拿回禀文，并且再一次向提督的礼貌招待表示感谢。我之后起身，鞠躬，然后退出帐篷。当我们乘上船正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有个戴着玻璃顶子的官员正悄悄地将禀文放到船首。我对这种伎俩非常生气，立即拿着禀文跳上岸，以飞快的速度沿着码头向前奔，直至跑到之前会面的地方。但此时，大人们已经离开了。于是我将禀文放在几位武官中间的桌子上，又转身回船。禀文再次被送回来，我坚决不收。最后它被放到一位戴着金顶子的官员手里。

    这次会见持续了约有半个小时，中间谈论了好几个话题。提督谈及他们担心人民会伤害我们，这也让我有机会讲述我们在完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在各地所受到人们的友好对待。提督数次重复，你们的国王最好能呈送一份文书给皇帝，这样你们就能来此地贸易了，商人们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会很乐意见到你们。我们离开时感到如果所有的事务都可以与提督一起安排的话，一切将会很容易处理。但是很显然，因为道台的干预，提督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这点在此后也被证实了。提督还说他准备送给我们一些给养作为礼物，我回答得不够得体，表示希望他也能接受我们回赠的一些英国货物的样品。他的答复是：“我不敢，如果皇帝知道我接受了外国人赠送的任何礼物，我肯定会遭到降级贬官的处分。”

    在这次会面里，中英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在于浙江提督是否接收禀文。或许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些小题大做，但是在当时却是关涉中国对外关系体制的重要事情。禀文又称禀贴，原是清代官府间用的一种便函，是下级向上级正式行文前事先了解上意、疏通关系的一种文书。但在实际使用中，地方上的乡绅百姓甚至是外洋商人，向地方官员请示问题时，都可采用禀文形式。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实际进入到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在“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之下，西方国家的贸易代表向中国官员行文主要采用禀文形式，但其呈递方式比较特殊：必须先将禀文交给行商（由政府指定的垄断中外贸易的官商），再由行商这一中介上达中国官员。若西方人直接递送禀文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则拒收。1831年（道光十一年），清政府在禀文递交方式上曾做出一定让步：若行商截留禀文，不予转呈，则允许两三个外商到城门口将禀文递交城门的守卫。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大班们都按照通过行商这一渠道转交禀文给中国官员。林赛在与浙江提督的会面当中直接递交禀文，实际上是想对西方人一直所抱怨的广州体制进行一次突破。当然，根据林赛本人的陈述，由于宁绍台道方传穟的阻拦，他的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另外一个林赛在与中国官方交涉中十分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书中是否用了“夷”字，他和郭实猎二人对这个字眼深恶痛绝，认为“夷”代表了“蛮”，所以在两人的日记里明确地将“夷”字翻译成“barbarian”，即“野蛮人、粗野的人”之意，认为这种称谓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更是对英国的国家荣誉和尊严的伤害，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当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直到1858年中英两国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署的《天津条约》里还有这样的一项条款：“嗣后各式文书，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这充分反映了英国人对于长期被中国人称为“夷”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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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五）

“官员府邸”。（英）乔治·纽厄纳姆·赖特、托马斯·阿罗姆：《中国：系列图画中展现的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中的插图。

    田 力

    “阿美士德勋爵号”此次来宁波，除了侦查当地情况，试探地方官府民众的态度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出售货物，突破清政府将中西贸易限定在广州一个口岸的政策，因此船上装载了大量的洋布、羽纱、大呢等商品。虽然宁波官府不允许该船在当地交易，但是林赛还是找到了一个中间人来帮他们的忙，此人就是负责与英方进行日常沟通的马大老爷。这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了解此人的真实姓名和人生经历，只是通过林赛的描述，知道他是一位穆斯林，来自中国西南地区，当时的官职是游击，这个职位在清代绿营兵中次于参将，为从三品武官，分领营兵。虽然品级不低，但明清官场文尊武卑，他的地位还不如文官知府。从马大老爷和英国人的交涉过程来看，此人还是颇为精明的，他举止和善、谈吐幽默，易于博得林赛等人的好感，通过各种方式打探“阿美士德勋爵号”来宁波的真正目的；为了能让这些英国人早日离开宁波，他甚至私下答应林赛的请求，为其介绍福建商人购买货物；在他与英国人的交谈中，还有意无意间透露了自己对于清政府外贸政策的一些看法，这可能也代表了当时一些中国官民的认识。

    1832年5月31日，林赛等人与浙江提督在镇海面谈后，马大老爷又到船上来找林赛商议，林赛记述了整个过程：

    傍晚的时候，两位中国朋友又来拜访了。双方的交谈主要围绕贸易，马似乎急于想从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责任中摆脱出来，暗示如果被发现，他将面临危险。对于被迫暗中处置货物而非以合法方式进行交易一事，我表达了自己的遗憾。马之后说道“大清国定例不好”，这是一位有地位的官员强有力的断言，从他后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来看，没有人能反驳他的说法。“但是考虑到，”他说，“不公正的制度正继续执行下去；在福州，官员们因为你们的到来而遭到降职；在宁波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如果他们要阻挠你们，那么一场争斗就会发生，而他们就会遭到更严重的惩罚。你们上一次来华使团的事情，和公爷（Ho Kung-yay，指满洲贵戚和世泰，他受封为公爵，故有此称——笔者注），还有很多一品大员就因藐视你们的大使而受到惩罚，但他们那时只是在依照朝廷的规矩办事而已。”他还对文官们通常所采取的含糊不清的政策大加抨击，尤其是道台和知府两人。他告诉我们提督和知府因为我们的事而发生了争执，而且知府已经回宁波了。但提督原本是想来看望我们和我们的船，并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我们，但他现在也不敢按照这样的意愿来行事。马最后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说道，他已经厌倦了当官，很想和我们一起走，到我们的国家去看看。我建议他去当大使，然后被派到伦敦，在那里他会过得很开心。趁着刚好有风，我们将他送到岸上。他答应一旦我们的商业问题解决了，就立即劝说提督登船参观。

    马大老爷在谈话中提到了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向中国派使一事，当年阿美士德勋爵（凑巧的是，林赛此次乘坐的商船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被英政府指派出使访华，所以他的使团被称为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后负责接待的主要官员之一就是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在觐见嘉庆帝之前，使团不接受清廷规定的下跪和叩头的礼仪要求，而和世泰却两面糊弄，先是对皇帝谎称“英吉利贡使连日演习礼仪，极为敬谨”，又对阿美士德表示“跟随前往皇宫，不要求按中国礼节行礼的先决条件”。等到皇帝召见使团当天，阿美士德知道了真相，坚决不去觐见，导致嘉庆帝大怒，向使团下达驱逐令，和世泰等人也因办事不力而被革职，但并不像马大老爷所说，是因为藐视英国大使而受惩罚。

    林、马二人此次谈话中最有趣的就是林赛建议马大老爷去当大使，派驻伦敦，这在当时自然是句玩笑话。但在43年之后，也就是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终于向英国派出了第一位公使——湖南人郭嵩焘。可惜的是，由于国人观念的保守，郭嵩焘的出使之旅自始至终承受了巨大压力和非议，遭受了诸多人为的障碍与挫折，最终失败而归。

    1832年6月3日，马大老爷在与林赛的交谈中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其实也是所有宁波官员的担忧），即“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是来刺探天朝情报的，林赛写道：

    他一再坦率地承认，他的想法是，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商业交易，而是来搜集情报的。我们被派来执行这项特别任务。为了打消他的这个想法，我将其带到船舱里，把大捆的货物展示给他看，这时候他才说自己相信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但很显然，他的怀疑依然存在。我今天向他抱怨，反对在中国处处针对我们的同胞所抱有的狭隘怀疑，这也得到了他直言不讳的回答：“我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害怕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太精明了。比如，你们的大船一到，就立即派出小船四处进行测绘，你们探查，你们绘制航图，在一周之内你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所有地方了如指掌了。你知道吗？去年有些遇到海难的朝鲜人在这附近登陆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想去哪儿都可以。我们不怕他们，他们什么都看，但什么都观察不到。”我争辩道，尽管我们可能比朝鲜人观察得更多些，但除了贸易之外，并无其他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们国家并不希望通过损害你国皇帝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如果能让他相信的话，”马说道，“那就可以很容易获得贸易许可了。”

    实际上，马大老爷曾多次探问“阿美士德勋爵号”的来访目的，林赛说：“马和其他一些官员常常宣称我们是身负某些特殊使命的官员，这是从我们对于中国语言的掌握情况，我们手里的中文书籍（里面记载的一些数据资料，普通老百姓是无从获知的），还有其他一些结论性的理由所做出的判断。我总是坚决否认他的这一谬说，并向其保证，当我们国家的官员来到他们国家的时候，乘坐的就是战舰，而不是商船了。”这样一种带有威胁性的话语，没想到在几年后竟然一语成谶。1841年10月，英国对华交涉全权代表璞鼎查亲率舰船攻占了宁波。

    虽然马大老爷在与林赛的交往中显得彬彬有礼，甚至刻意迎合，但也并非一味妥协。“阿美士德勋爵号”上众人不经中国政府允许，强行闯入宁波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侵略者。6月4日，林赛、郭实猎、礼士等人在甬江上测量河道，负有守土之责的中国官兵进行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而根据林赛的说法，中方的指挥者就是马大老爷，他写道：

    在回来的途中，我们发现从中国战船上放下的小船在大量聚集，似乎是想跟我们动粗。其中有只比较大而重的船，上面差不多有20人，它的船头正面冲击我们的船梁，折断了其中一根木料。还有一些人不顾我们的抗议，用船钩钩住我们的船身靠了上来。这与以前的状况大不相同，我把这种行为归因于我们忽视了在船上携带武器这一有益的预防措施，而在我们的船进入甬江后，对方的两只船在旁边跟了几分钟就摸清了这个情况。然而，尽管我和郭实猎先生不断请求，但仍至少有15艘或更多的小船包围了我们，一些水手和低级官员甚至跃跃欲试，想要登上我们的船。采取一些坚定的措施来证明我们绝不会屈服于这样的进攻，在此时显得尤为必要。碰巧船上有一些棍子和备用的舵柄，我们便拿起来武装自己，并用它们赶走了一些强行进入船只的清军，还有两个戴着金顶子的低级军官也被扔进了水里。……当看到我们决心抵制他们的任何武力企图，他们的行动突然变了。马率领其他几位我们认识的官员过来，这些人都是之前站在最前面，指挥船只来与我们搏击的，现在却使出浑身解数来平息骚乱，大声命令所有船只立即离开……

    马大老爷曾答应林赛会介绍商人来与其贸易，他并没有食言。6月1日，就有商人登船看货，林赛日记中记载：

    今天早晨，两个福建商人自称从省城来，但从交谈中我很快就察觉，他们是我们的朋友马派来的。他们仅仅查看了我们的货物，准确地计算了价格，并答应在一天之内会回来安排购买。他们急切地询问是否有鸦片，但当我们明确表态没有鸦片时，他们显得非常失望，并且有些不肯相信。还有件奇怪的事情，也很难解释清楚的是：他们竟然建议我们将船直接开到甬江上，并且说这将极大地便利我们的交易。

    6月3日，又有许多商人来到“阿美士德勋爵号”，但林赛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购买鸦片，他写道：“尽管我们说没有鸦片，一再说明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进行合法的交易，没有带任何违禁品，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这种解释显得非常荒谬可笑。他们在离开时依然深信，由于缺乏对他们的信任或者其他原因，使得我们无法公开承认到这里来还是为了贩卖毒品。”

    虽然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9世纪初就向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这种罪恶的贸易给中国人民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这一次，该公司所属的“阿美士德勋爵号”到宁波真的只带了英国的商品，没有鸦片。中国的商人反倒是不信了，他们上船来看货，最想购买的却是鸦片——当然，这仅仅是林赛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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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六）

舟山港口。这幅水彩画是由鸦片战争期间英军随军医生克里（Edward H. Cree）所绘，原存于其私人日记中。画面下方的英文意为：1840年8月8日，在Trumball岛眺望舟山港。Trumball岛是英国人以1700年来舟山贸易的英国商船的船名来命名的。

    田 力

    大老爷“阿美士德勋爵号”即将离开宁波港，又请中方代为购买一些补给。宁波官员得知这一“喜讯”，均欢欣不已。6月12日一大早，就备齐了林赛所列清单上的东西。镇海知县郭淳章命人送来水果等礼物，林赛予以回礼，“一段蓝色羽纱布、一段紫色平纹细布、一打甜酒和六罐利口酒”，对方原本不愿接受，但在其坚持之下，最后还是妥协了。6月13日，定海镇总兵陈步云又送来礼物，林赛依然坚持回礼。他讲述了离开宁波前与官员们道别的情况：“这些天来与我们友好相处的所有官员都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我们在离别时，都表达了彼此的善意。我方表示，希望来年再见到他们的时候，在宁波建立贸易的每一件事情都已谈妥，而官员们也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所期待的与我们的完全一致。”其实，不论林赛这个时候说什么，宁波的官员们都会点头称是。当天中午，“阿美士德勋爵号”终于离开甬江，但并没有驶出浙江海域，而是到了金塘岛，在这里一直逗留到6月16日。在此期间，林赛等人除了出售货物外，还向民众分发各种小册子，测量周边的海域和岛屿，绘制地图。此后，“阿美士德勋爵号”又前往上海、山东沿海以及朝鲜，后经琉球返回广东。9月5日，抵达澳门，完成了这次长达半年的探查航行。

    “阿美士德勋爵号”在宁波的二十多天究竟获得了什么呢？林赛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如果日后英国舰队司令带着他的部队到中国（此事我们在离开时就完全有理由期待会发生），那么我们一路上获取的有关中国海岸地区的知识，还有可能更重要的是，对当地政府极度虚弱和愚蠢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的了解，将会被证明非常有用。”也就是说，他们为日后英国军队入侵中国搜集到了更为可靠的情报。

    183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水文测量师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依据“阿美士德勋爵号”在华非法勘测活动所获取的数据制作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新海图，这样的工作为英国对华经济、军事冲击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基础。也是在同一年，林赛根据此次侦查的结果，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提出武力侵华的建议，而他的建议又成为1839年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看来，当年宁波的官员说“阿美士德勋爵号”是英国军队侵略中国的先锋，倒颇有些先见之明。

    “阿美士德勋爵号”初到宁波的时候，林赛对在这里交易抱有很大希望，他说“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在这个地方处理大部分的货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拦，这个希望很有可能要落空。

    1832年6月7日，刚返回宁波的宁绍台道方传穟就命手下的一位陆姓家仆送来文书，要求“阿美士德勋爵号”不得再逗留宁波。这份《宁绍台道谕胡夏米书》，是“阿美士德勋爵号”自本年2月26日从澳门沿中国海岸线北上以来，收到的第一份正式的官府谕文。虽然文中拒绝林赛在宁波贸易，但林赛认为这份文书“不同寻常而且非常有趣”，因为“即使是在中国皇帝致英国国王的信中，‘夷’（野蛮人）这一充满攻击性的和极度无礼的用词也毫无例外会被使用”，而这是“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在行文中将‘夷’字完全省略，而代之以‘远人’（yuen-jin）”的官方文书。他将这一变化“部分地归因于之前与提督的谈话和与见到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马大老爷）有关这个问题的经常性讨论”。林赛还通过此事发现，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规章制度禁止中国政府官员与外国人直接进行对话，而此事在广州总是被拒绝，呈送给官员的禀文，仅仅是通过行商来转递”。

    方传穟的谕文先是重申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贸易口岸定在广东，不得再赴浙港，并举例说在1759年，英商洪仁辉（James Flink）等人来浙要求贸易，宁波官府谕知“业奉奏定广东，断难在浙成交”，于是洪仁辉“遵即开行赴广，径未敢故违禁约也”。其实，洪仁辉压根就没有南下广东，而是在舟山挂帆北上，一直到达天津大沽，要向乾隆皇帝告御状。不知方道台是不了解这段史实，还是故意对林赛等人隐瞒不说。谕文最后以不留余地的口吻告知林赛：“谕到，该商当知我天朝法律森严，守土官惟知奉大皇帝旨，不能违禁开例。况宁波向无开设洋行商牙，亦不敢擅与交易；倘有奸徒串诱，断勿轻信其言，致与尔等有损无益。即速听劝开行，不可再事迟滞。我文武先后婉言开导者，无非仰体大皇帝怀柔远人之至意也。此谕。”

    直到此时，林赛才察觉之前负责与其交涉的中方官员让他看到的贸易希望，比如马大老爷介绍福建商人来船上看货，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罢了。于是，林赛告诉送谕文的道台仆人“陆老爷”（Lo Leao-yay），“此前我们一直受到诱导，认为会得到官府的默许。所以现在，我们一旦卖掉了货物，马上就会离开；否则，我们的离开就很不确定了。”林赛此言让陆老爷感到非常失望，他声称浙江提督戴雄甚至因为“阿美士德勋爵号”的到来而忧虑成疾，看到林赛无动于衷，他跪到地上就要磕头，被林赛一把拉住。陆老爷还暗示，只要“阿美士德勋爵号”能够离开宁

    波，中国官员情愿送上一笔钱财作为礼物，但此提议遭到林赛拒绝。

    陆老爷走后，林赛对目前的处境进行了一番分析，鉴于宁波官方的坚决态度，想在这里交易已不太可能了。更重要的是，需要赶紧将在中国沿海搜集到的消息传递回澳门，不能一直在宁波耽搁下去。于是林赛决定离开，他写下一封禀文，题名为《胡夏米上宁绍台道书》，作为对方道台谕文的回复，全文如下：

    英吉利国船主胡夏米禀宁绍台兵备道大人。现在受谕，令远客沾感无尽。盖谕的礼言，满中心意，所以远客带回奉我大英国官员。况且远客至宁波府城之时，受正堂大老爷并文武官厚待，是以感激靡涯。我英国人虽今年不准进口买卖，但仰望明年至此，贵国大皇上准商等照例贸易，那时将见我国的人甘心凛遵公道的法度，并常守相安焉。先应验相约就开行，不应验相约不开行而已矣。胡夏米船主请陆老爷递此字奉尊武官而读之。

    道台大人收到禀文后很是高兴，赶紧趁热打铁，再次派人送来批文，要求林赛等人速速离开宁波，文中提到“该商既知宁波不允进口买卖，所谕盖是礼言，应即开船前赴广东，照常贸易，诚为官商两便之举，切勿再延。以后总要恭奉大皇帝旨意，知照尔英国，由国王传谕尔等商人一体遵凛。不奉旨，万不能行。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彼此皆不得擅自主张也”。林赛阅读该文后的感受是“它的整个基调都是特别温和与谦逊的”，尤其是道台承诺会将整个事件报告给皇帝做决定，林赛表示“我不得不说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宁波官方一方面对林赛等人好言相劝，让其离开；同时又在甬江上设置障碍，对“阿美士德勋爵号”进行防堵。林赛观察到“在整个10号的早晨，中国人的战船上都异常忙碌。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我们看到他们从岸上运来许多大圆木，并用粗绳将每一根圆木固定在两船之间。在他们的设想中，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封锁甬江。在两艘最大的战船中间，他们搭了一条可移动的木筏，可以用绳索随意拉

    动它”。不过在他看来“向我们展示军事防御的目的是为了在精神上震慑我们，让我们通知己方的朋友们，这里已经准备好了令人生畏的防御工事，以阻止他们的接近。这个想法其实是值得怀疑的，但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是他们的意图。然而其效果却大不相同，仅仅表明他们无力对欧洲最小规模的军队进行有效抵抗”。

    中国水师官兵组建的这道江上封锁线确实无法阻挡英国人的活动。“下午，礼士船长坐大艇出去查看中国战船的防卫情况，当他靠近时，大量的战船迎了上来，示意他不要前进，但没有一艘尽力去拦截他，于是他在两艘大船之间笔直地穿行过去。虽然大船上的人们竭力拉起竹筏想挡住他的去路，但这已经太迟了，反倒是将一些紧跟在礼士船长后面的那些中国船给困住了”。

    6月11日，林赛、郭实猎和马大老爷等官员在镇海的一座庙宇中再次会晤。中方官员提出各种办法，诱使英国人尽快离开宁波。林赛写道：

    我非常惊讶地听到，马大老爷在其他一些官员（其中有位还是抚院大人派来的）面前公开地向我保证，如果我们能驶离宁波到远一点的地方，大人们就会乐得视而不见，而我们也可以自由交易了。他强烈建议我们去上海，还高度赞扬了那个地方的富有。如果外国商船到宁波做买卖是非法的，那在上海也是同样的啊。对这种明显不一致的解释是，上海位于别的省，因此他们对于我们的到访会给当地的官员们造成什么样的麻烦，也就无所谓了。……马大老爷还说，大人们急于在一定程度上补偿我们因延误而蒙受的损失，因此希望馈赠我们600银元。……我告诉马，请他代我向其上司转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慷慨解囊。但是，即使是最小的一件礼物，我也不能接受。马听了我的顾虑后显得很惊讶，询问我原因。我回复道：“如果我国的商船在这里就如同乞丐一样接受施舍，这将会有损国家的名誉。”

    林赛认为“再耽搁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了”，于是通知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