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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改制医院26年破解看病难(组图)
1984年设立的院长服务台，一直坚持到现在。 记者 马青 摄
本报讯 (记者 田巧萍 鲁珊 彭学明) 今年是新医改第二年。自1984年国家卫生部起草首个医改文件起，“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老病根。然而，武汉有家医院，26年没要国家一分钱，却让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198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下属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失去财政拨款，成为全国首家因改制而“断奶”的国有医院。
商职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实力不算强，技术不算顶尖。为求活路，不得不向病人“要饭吃”。它要破解的是自己如何活下来，却在26年中创下多个“全国第一”，意外破解了看病难。
“断奶”当年，困难企业职工就尝到了到商职看病的便宜。它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保险医疗”，企业职工每年交40元-60元，商职包干基本医疗。高峰时签约企业175家。
1996年，它最早推出“分娩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次年分娩人数2718人，一跃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并连续蝉联10年。
1997年，它最早推出“议价手术”，医患讨价还价确定手术价格；最早在40余个病种中实行“单病种封顶价”；最早对110多种检查费用优惠10%。当年门诊量超过40万人次，其中80%以上是工薪阶层和下岗职工。
为方便看病，1984年，它设立全国第一个门诊导医台。1996年，它最早在每个病区设立“病人库房”，外地病人可免费存放行李。1997年，它率先取消挂号，检查科室24小时开放，病人来了随时找医生看病。
沿着这条“低价加贴心”的道路，病人如潮般涌来。如今，商职日门诊量1200人次，住院量560余人，远远超出同级同类医院。
“谁让我治得起，我就找谁治。”昨日，在江西打工的武汉居民严飞从商职出院。半月前，他患胆囊炎需手术，辗转南昌和武汉多家大医院后，他选择了价格便宜2/3的商职。他说：“我也想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请最好的医生，但我是个打工的，只有一万块钱，我要的只是安全的、基本的治疗。”
改制改出8个首创 断奶断出医改新方
商职医院“意外”破解看病难
■ 记者 鲁珊 田巧萍 祁燕 彭学明
看病可以不贵
47岁的汉阳区下岗工人夏照堂，无医保，无固定收入，单身一人，不背房贷，不遇上学难，但在去年，他遭遇了一次看病的“过山车”。
2009年夏天，夏照堂右手臂意外受伤，上不起大医院，他在厂医务室草草包扎。半个月后，伤口溃烂感染。姐姐带着他，先后在本地一家部级大医院、一家市级三甲医院就诊。
医生诊断，桡动脉断裂发炎， 不及时治疗引起全身感染的话，命就没了。问及治疗费用，前者估算10万元，后者则估3万。夏照堂懵了。姐姐能资助他的，只有3000元。街坊介绍他去了武汉市商职医院。
接诊的徐峰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有几种治法：一是在显微镜下把动脉和神经细细接好，再进行功能康复，右手完璧归赵，10万差不离。二是抗炎、手术接上血管，右手基本复原，3万打得住。三是只将桡动脉和周围神经两头扎起来，抗炎。右前臂不能完全伸直，但对功能影响不大，费用不会高。通俗地说，这是羊毛呢、精纺棉与粗布衣裳的区别。
夏照堂选择了“粗布衣裳”，他在商职住了12天院，花了2034元。
武汉市卫生局曾在市民中做过“看病难”的调查：一难难在“看不上病”，专家难找，一号难求。二难难在“看不起病”，有心无钱。
时任湖北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李述永2007年时评价，商职医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
1999年，全国涨了挂号费，商职却取消了挂号费。病人来了直接找医生看，只要医生不在手术，随时可看病。B超室、CT室等检查科室24小时开放，病人随时可做检查。
“低价”是商职26年来走出的路。在“议价手术”、“单病种封顶价”、“检查费用优惠10%”等价格组合拳后，商职单病种价格约为武汉平均水平的一半。
为何会是商职
华中重镇武汉，医疗技术雄厚，大医院云集。偏居汉口一隅的商职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成为武汉市医疗格局的另类，商职是一个“意外”。
时间回溯26年。1984年，全国有两件大事。一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卫生部起草了医改文件，预热次年的医改启动。
这一年，商职医院的主管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撤销，财政拨款骤然停止。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因体制改革而断奶的国有医院。商职必须自己找饭吃。没有先行者，也没有同行者，商职医院自己的说法是，“像一个孤儿”。
原任武汉市服装公司经理的王际德，在这一年成为商职医院党委书记，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坐26年。商人出身的王际德说，26年来，他只干了一件事，给医院找条活路。
论技术，大医院占有绝对优势，论地域，周边居民大多收入偏低。商职并没有任何显著优势。但是，是人都要看病。生个孩子几千块，治个感冒几百块，太不正常，医疗的垄断价格脱离了国情民情。王际德用商人眼光看到了治疗费用中的水分，也看到了商职的出路：就走平价路线--水挤干了，价就降了，病人多了，医院就活了。
1996年，商职在全国率先推出生孩子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轰动一时。业界质疑，病人是货物吗？便宜有“好货”吗？
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这经过了精心测算。分娩的医疗技术成熟，几乎已是程式化作业，成本可以控制也可预测。
事实证明，病人乐于当这样的“货物”，商职医院在随后的10年中连续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
妇产科的尝试坚定了商职“薄利多医”的思路。至今，医院不但有40多个单病种实行“封顶价”，还推出了“医患协议价”，甚至“病人给价，量钱而医”。商职没想过创新，它只要活路。但这些议价方式，总能误打误撞为“全国第一”。1984年，商职推出企业“保险医疗”，领先后来全国各地广覆盖的医保制度二十年。“全国第一个单病种封顶价”、“全国首家治疗费用打折”、“全国首个议价手术”、;、;这些在业界掀起风暴：看病像买菜一样讨价还价，把生命置于何处？
病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青山来的婆婆，坐两小时公汽到商职，只为不收挂号费就能看上病。她说：“几块钱不是钱？赚钱容易吗？”商职的病人群体遍布全市，甚至省内偏远地区。商职很少做广告，它的传播方式，是病人口口相传。
这种局面连王际德都没有预料到。
事实上，商职医院不是体制改革的惟一产物。更大的社会背景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大批国有职工在转型中下岗，收入微薄，且失去了劳保医疗。农村病人更没有医疗保障。而在大医院，“点名手术”、“特需医疗”盛行，医药费用快速上涨，“看不起病”民怨沸腾。王际德的“粗布衣裳”，为自己保了温，也为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保暖。
医学就是人学
低价只是一个支点
70岁的郑婆婆，就住在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医院的隔壁。半月前她胆道病复发，85岁的老伴陪着她，颤颤巍巍坐了一个多小时公汽到商职住院。郑家爹爹说，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哪里都看过，这里最便宜。
武汉大学卫生经济学者王保真说，病人的医疗诉求是三位一体，一是技术需求，要有充分的技术支撑，保证治得好病。二是经济需求，视自身经济状况治得起病。三是情感需求，人在身体疾创时，更渴望维护尊严。
郑婆婆的病区主任陈志武笑言，这么多年，早习惯了一只眼睛看病，一只眼睛看人。既当医生，用技术治病，又当会计，帮病人算账。
这种习惯从何而来？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为什么替病人着想？病人不来，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们其实是替自己着想。妇产科停用过一种名为“卡贝”的药，这种预防产后出血的药，每支334元。徐山洪说，到我们这来生孩子的，没多少人预防得起。特殊体质的，医生盯紧一点就行，所以就停了。
王际德常说一句话，病人是人，医生也是人，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解决。在16年的实践之后，2000年，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医生们以国有身份置换成股东，不能分红，但医院成了“自己”的医院。
“医德”没有三令五申出现在文件上，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商职医院是全国第一家免费设立“病人库房”的医院。几年前，一个农村病人夫妻俩一起来看病，大包小包都是被子、大米、菜--连盒饭都舍不得买。院长傅久洲说，如果自己的父母这样去住院，哪个儿子不掉眼泪？虽然寸土寸金，医院还是开出一间大库房，专为外地病人放暂时用不着的东西。
有时住院病人多了，为了不让病人睡走廊，医生们常把值班的休息室腾出来，自己在办公室桌子上铺被子睡。医生们开玩笑说，哪有让爹妈睡走廊，儿子睡房间的。
敏感的药品回扣，在这里也不是顽症。很简单，无论议价还是封顶价，治疗总费用对病人是挑明了的，高回扣的药，价格就高，突破了总费用，还得医院和医生自己掏。所以医生大都“药效相同取其廉”，比如全院用得最多的青霉素，160万单位一支才0.81元，哪有什么回扣空间。
【记者手记】
独行有点冷
非常意外，在对商职医院的采访中，记者在卫生管理部门数据中，查不到商职。院长傅久洲说，26年前断奶的时候，我们像个孤儿，现在，仍旧孤单。
商职在病人中有口碑，但在同行中却少有掌声。商职的“分娩封顶价”，拉低了武汉市整体分娩价格。同行们虽跟风，却不屑。一位同行如此评价：它走偏啦，不就一个大卫生院吗？
王际德对此相当激动，26年，我们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自己养活职工，挣回大型检查仪器，服务了病人，错在哪里？是的，我们没有尖端技术，但我们看的就是常见病多发病，提供的就是中低端医疗，错在哪里？医疗机构，不就应当是分层次满足不同需要吗？
时评
“挤”出来的笑脸
■ 鲁珊
放心、方便、实价和医生的笑脸，可融化疾病带来的寒冰。然而，当下病人普遍求之而不得。
商职努力去做，因为只有病人笑了，医院才笑得出来，医生的命运和病人的命运结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是体制改变的力量“挤”出商职的笑脸，是“市场”这只手破解了看病难。
人是特殊商品，在医疗体系中，有两点不能彻底市场化。一是公益，这是医疗的底线。最底层群众的生命权，普遍层面上的最基本健康权，公共事件中的救死扶伤，应由政府保底。二是技术，这是医疗的天空。医疗技术的探索与进步，应得到政府的扶持和鼓励。
在此前提下，商职具有标本意义。商职改革摸索的26年，正好是国家卫生部启动医改的26年，商职是被逼出来的一个样本。它须依赖病人而生存，医生须视病人为衣食父母，医患相依，结果正如商职所实践，共生共存。
但商职不能包打天下。商职只是面对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医疗，事实上，人群和疾病都远比此复杂，医疗供给也应当分层次，有高低，各侧重，多样化。
能造就各有定位、合理分割、充分竞争医疗格局的，只有“市场”这只神奇的手。在医疗领域中，“市场”不是一个可怕的词，市场会将医院的命运交与病人，从而让医生和病人平起平坐，换位思考。这是一张药方，痼疾已久的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不良医风等顽症，或能因此有治愈的可能。
本报3任记者眼中的商职
--《武汉晚报》报道武汉商职医院改革回眸
■ 记者 田巧萍 祁燕 整理
【1997年8月8日本报刊载】
商职医院今起医疗费大幅降价
本报讯(记者龚斌)做手术可以像买东西一样讨价还价吗？市商业职工医院今天开始实施的系列医疗价格优惠措施中明确写道：部分手术可以当面议价。
这是该院继去年在妇产科推出顺产800元、剖腹产1900元封顶式合理举措后的又一大动作。此番在单纯性阑尾炎、疝气、胆囊摘除、胃大部切除等10多项手术项目上实行的封顶式收费，手术价格比同类医院平均低30-50%。在此基础上，患者还可当面议价。此外，优惠措施还包括：挂号费降低至0.3元；所有设备检查费，小到血常规大到CT，在收费规定基础上一律优惠10%。
为何要推出这一系列医疗价格优惠举措？市商职医院党委书记王际德是这样回答的：一是薄利多医，二是为困难职工和居民分忧解难，让群众看得起病。 (此稿有删节)
【2009年1月20日本报刊载】
商职医院悄然试行“议价手术”
本报讯(记者 祁燕 实习生 陈璇)嫌手术费贵了？你来砍！作为非营利性医院，须执行省卫生厅统一下发的医疗价格标准，而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日前率先推行数十种“议价手术”，“潜水”试行阶段就吸引了大批自费的贫困患者。
湖北监利农妇万腊枝在深圳打工时，家中房屋遭大火摧毁，偏偏这时又查出宫颈癌晚期。2008年12月，万腊枝辗转来到商职医院，经宫颈癌根治术和两次化疗，出院结算只花了11437元，相当于三甲医院的“对折”。
市卫生局副局长丁顺清则表示，多年来全社会都在关注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职工医院能拿出针对特困人群的长期优惠政策，是一种积极探索。只要低于政府最高限价，都不违规。不过医疗服务很复杂，成本高低不一，医疗机构从长远发展考虑，价格不是决定因素。(此稿有删节)
【1997年8月8日本报刊载】
此举应予三鼓掌
海洋
市商职医院今起医疗费用降价，此举甚佳，应予三鼓掌。
这家医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注重医德医风，以优质服务善待病员，在市民中早有口碑。今天，又从减轻群众医疗费用出发，大幅度降低医疗费用价格，必将受到市民欢迎。
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空话，为人民服务要落在实处。在当前医疗界收费上扬，部分医院收费离谱等等不正之风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市商职医院率先在政策允许范围内降低收费价格，这不能不说是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是为人民办的一件大实事、大好事。
有人说，这个王际德是个搞商业的，他把商业的那一套搞到医院里来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那一套”是指的哪一套？但如果他的“那一套”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地受人民大众欢迎的，那么，“那一套”就让他继续存在下去，有何不可呢？
武汉炎夏，市商职医院为我们吹来了一股惬意的凉风。
看这长江边上的一叶扁舟
-- 一个记者对武汉商职医院17年的采访札记
■ 记者 田巧萍
长江与汉江的交汇处，是武汉有名的龙王庙。每当洪水来临，这里水流湍急，漩涡密布，古人修龙王庙以镇洪水。位于大兴一路13号的武汉商职医院，就坐落在这个防洪险段旁。
从1993年4月第一次走进商职采访，至今已有17年。17年中，我和我的同行们记录了商职改革发展的全过程，也见证了他们前行中的悲与痛。17年来，不管我在哪个岗位，商职从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我总是用一种复杂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他们。这只在巨大市场漩流中总是用尽全身力气搏击的一叶扁舟，令我常怀隐隐之忧。
1993年，首创“保险医疗”，不盲从肤浅的“点名手术”
1993年4月，我奉报社之命到武汉商职去采访。习惯了其他医院病人进门后的无人理睬，当一位挂着导医绶带的护士迎上来询问哪里不舒服、要看哪个科时，真有点不适应。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导医小姐。
那次采访的主题是：一个9年没有拨款的医院，是怎样闯市场的？我看到的商职，门诊人潮如涌，病房满满当当，充满活力。“断奶”后，他们不仅仅是活了下来，还活得很滋润。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成功开拓了4块市场”：商业主体市场、联营市场、全费市场和农村市场。以“保险医疗”为纽带的商业主体市场和联营市场，占到商职的90%。每个职工一年交纳40-60元钱(相当于工资总额的6%)，商职包门诊、包住诊、包大病转诊的报销。
在改革之前，我国看病不花钱有两种模式：一是国家事业单位由财政出钱的公费医疗，二是由企业自己掏钱的劳保医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从商业流通领域开始。个体户的出现打破了国有企业一统天下的格局，很多商业企业效益下滑，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劳保医疗开始解体。
商职从中看到了商机，适时推出“保险医疗”，既让企业放下医疗费的沉重包袱，又让效益不好企业的职工在“无病帮有病，小病帮大病”的互助中看得起病。到1998年，175家企业5万职工参加了“保险医疗”。国家医保启动后，“保险医疗”才慢慢退出。
1993年前后，武汉一些医院搞起了“点名手术”和“特殊医疗”，这也成为公立医院走向市场的标志。为了让专家做手术或享受好一点的服务，要交点名费或特需医疗费。主管部门承认这种作法。
这种肤浅的生硬的闯市场的做法，在商职看来，是竭泽而渔--只服务于少数，丢了大多数。商职不搞这些伪市场的花招。
1999年，商职宣布免收挂号费，意外解决了“看病难”
1999年7月20日，全国医疗机构开始执行新的挂号费标准：由0.8元提高到1.5元。
这个只有七角钱的涨价，承载着解决“脑体倒挂”的内涵。此前，“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喊了多年，卫生主管部门也为涨挂号费争取了多年。
就在这一天，商职医院宣布免收挂号费。这个举动在武汉医疗界引起轩然大波。少数医院联合反对。有人称他们是“扰乱市场”，是“恶性竞争”。一位卫生行政主管干部对媒体表示要“查处”商职。唯一支持商职的，是武汉市物价局，该局负责人说，只要不突破国家的定价，就不违法。
商职医院成为一个令人讨厌的“搅局者”，招来同行的一片骂声，骂人的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到商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真实的他们。
我采访得知，商职免收挂号费，并不是专门设计的“揽客”噱头，而是为了解决挂号排长队的问题。
取消挂号使商职的接诊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病人随来随看随检查，商职把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地提供给了患者，看病难在这里得到有效解决。
1993年-2010年，医院的作派中总能看到一个人的影子
在商职采访，感受最为强烈的是，这家医院的作派太像他们的掌舵人王际德了。
王际德是个事业心和责任心都非常强的人。从1984年临危受命收拾商职医院这个烂摊子到现在26年，他有2/3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而他的家离医院步行也只要5分钟。
门诊里有的病人为了掉下的一分钱、一角钱硬币满地找；大门外，踩人力三轮车的队伍里有下岗的厂长；门口摆稀饭小摊的农民夫妻正供着两个大学生、;、;
这些小事都触动着王际德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个点。他常说：“我是穷出身，办医院就是要为穷苦人做点事。”
“到商职看病，又便宜又好”，是患者对商职称赞，也是这家医院长期以社会最底层群体的视角和利益为出发点打造出来的品牌。
1999年，当听到一位卫生行政干部说要查处商职免挂号费时，王际德拍案而起：“他来查处时，我一定要问一问他，你同不同情老百姓？”
同情老百姓是商职人行医的一个准则。
商职招聘新人时，除了技术，家庭条件不能太优越，对穷人要有同情心，是两个附加条件。商职的领导认为，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人，更了解百姓之苦，与病人沟通不会居高临下。
对普通百姓温和体贴周到，这是商职医院的服务风格。26年，王际德的秉性和作风影响了这家医院。
2007年，31名熟手被挖走，商职遭到市场的强大冲击
2007年，一家享有国家拨款的医院开办妇产科，半年内从商职医院挖走了31个人，从手术室器械护士到病房护士，从麻醉师到助产士，走的人，可以办一个产科。这是市场打来的一排巨浪。
坚持“薄利多医”的商职，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是其他医院的1.5-2倍，大量的病人，使医生、护士能够很快成长起来。商职的“熟手”是其他医院的抢手货。
由于没有拨款，商职人赚来的钱不仅要发工资奖金，还要添置设备、维修房屋，勒紧裤带过日子是商职的常态。工作比人家累，收入却不比人家多。
“挤得虾子无血。”这是我2010年11月在商职采访时听到的一句话，它说的是医院的便宜药太多，没有空间给医生想点其他心思。医生的额外收入也不如人。
这样的背景下，哪怕只是开出比商职高一点的薪金，让商职一些不坚定的人走是件很容易的事。我知道，一下子走31个人，是商职遭到的来自市场的最大一次冲击，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因此，我总是隐隐担心：在外界诱惑越来越大的时候，商职的医生能否独善其身？长期的低收入是否能让这家医院有足够的力量支撑下去？
商职人曾告诉我，他们最怕看到听到某某医院又盖了大楼，因为他们盖不起大楼，他们因此担心自己医院发展太慢最终被病人嫌弃。他们对新医改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国家能真正实行分层医疗，给他们这种定位于服务城乡中低收入阶层的医院，也能拨一点款支持，让他们的医院也发展得快一点，让他们的收入状况改善一点。
无一分钱拨款，却成为中国最早走向市场的医院
商职医改的8个全国首创
■ 记者 田巧萍 祁燕 鲁珊
■1984年夏，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断奶”
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上级主管(拨款)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与第二商业局、市财贸办公室整合成武汉市商业委员会。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就此“断奶”，无一分钱拨款，却成为中国最早走向市场的医院。
2000年7月，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成为中国第一家改制成功的国有医院。全院职工以国有身份置换股权，成为持股人。医院定性为“非营利性医院”，不能分红，董事长、董事会成员也不拿年薪，像过去一样，医院所赚的钱用来发展医院和改善职工福利。
■1984年底，首创职工“保险医疗”
“断奶”后的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向商业企业职工推出“保险医疗”，既为企业减负，也让职工能拿医疗卡看病。到1998年，“保险医疗”吸引175家企业5万多职工参保，引起全国轰动。前来取经的职工医院络绎不绝，“保险医疗”还救活了国内几家濒临死亡的职工医院。
1997年12月18-20日，在上海举行“医疗保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党委书记王际德应邀参加，并作了题为“保险医疗有保障”的发言，该院创立并形成的保险医疗模式，与美国健康维持组织(HMO)十分相似，引起中外专家、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体关注。
■1984年，在全国率先推出导医、导诊服务
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引入薄利多销的商业经营理念，提出“薄利多医”的医院经营理念。这一年，他们把商业“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引入医疗服务，提出“病人至上、优质服务”的服务理念。在全国率先推出门诊导医、导诊服务。
■1996年7月，在全国最早推出“分娩封顶价”， 蝉联“接生状元”
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推出顺产800元、剖腹产1900元的分娩封顶价。因为便宜，“生孩子到商职”成为武汉地区众多产妇的选择。除了武汉三镇，甚至黄陂、蔡甸等郊区产妇也舍近求远，纷至沓来。
执行“封顶价”后，病房一下子火了，妇产科日留院病人增至80-90人，高峰时突破120人。武汉地区“接生状元”的位置，商职医院连续坐了10年。至1998年，该院已占据了武汉分娩市场13%的份额。
■1996年，设立“病人库房”
医院病房实行规范化管理，不允许病人将行李带入医院。武汉商业职工医院专门在病区设立“病员库房”，专门为农村病人保管暂时用不着的物品，出院时再带回。
■1997年，40余病种执行封顶价
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相继在外科、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等科室推出40余种单病种封顶价。每项价格几乎都比大医院同种手术便宜一半以上。
如胆囊手术，大医院多在8000元左右，这里封顶2800元；扁桃体摘除术，别人起码1500元，这里不超过900元。
一个便宜三个爱。闻讯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医院当年门诊量就达60万人次，其中80%以上是工薪阶层和下岗职工。
2006年5月24日至26日，卫生部在浙江宁波召开全国单病种收费管理座谈会，九省市卫生厅局参加，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被特邀介绍单病种收费封项的做法和经验，受到卫生部领导、专家和参会代表的好评。
■1997年7月，全院免收挂号费；检查费优惠10%；向所有患者推出议价
为消灭病人挂号排的长龙，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取消挂号费，消除了平诊与急诊之分，也消除了平诊与专家门诊之分，病人随到随看，把医院资源最大化地提供给患者，一举解决看病难。同时宣布，110种检查项目收费优惠10%。
这一年，商职在单病种封顶价的基础上，对疑难病和并发症多的复杂疾病推行了议价。医患双方坐下来，一项一项进行讨论，最后确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价格。
1997年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以“议价议出了大市场”为题，两次报道了该院为民解困举措。
2009年7月，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在封顶价、议价的基础上，推出“手术你给价”的举措，解决极度贫困人群的手术问题。
■1998年，挂牌“为民解困医院”
2月28日，下岗职工王良秋、刘宝春饱含热泪为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的新招牌--“为民解困医院”揭牌。这是武汉市体改委针对商职向困难企业、下岗职工和其他困难市民提供优质、优惠医疗服务而授予他们的荣誉。
这一年起，“为民解困医院”的具体做法是：各项检查费(CT、磁共振除外)和输液费优惠10%；床位费优惠20%；对24种单病种实行封顶收费；部分病种手术可以议价。
【背 景】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历程
自1984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医疗体制改革，到2004年经过了20年的发展，经历三次大的医改。2005年至2009年历经4年的医疗体制改革酝酿、调研、研讨和制定方案等过程，终于出台了《意见》和《实施方案》。
▲20世纪80年代，医疗体制改革启动阶段
医改时间：1984-1991年
医改文件：《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指导思想：医疗体制改革初步尝试阶段
医改结果：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1985年成为医改启动年，卫生医疗机构实行放权、让利、搞活，实行鼓励创收和自我发展的政策；改革收费制度。医疗机构创收动力趋强，政府卫生投入比重下降，居民医疗费用快速上升。
▲20世纪90年代，医疗体制改革争议阶段
医改时间：1992-1999年
医改文件：国务院颁布了三个主要文件。《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199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1997)和《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
指导思想：医疗体制改革市场化尝试阶段
医改结果：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提到，拓宽卫生筹资渠道，完善补偿机制。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我国卫生事业的性质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提出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21世纪初，医疗体制改革进入市场化阶段
医改时间：2000-2004年
医改文件：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 (2000)
指导思想：医疗体制改革市场化阶段
医改结果：2000年，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卫生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分类管理制度，将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类进行管理。同时，2003年，SARS疫情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国家开始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农民自愿参加，重在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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