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育龄妇女：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

育龄妇女已见顶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年均减少约352.7万人。1982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为2.5亿，到2011年达3.8亿人的峰值，2022年降至3.1亿人，2011-2022年育龄妇女年均下降618.9万人。其中，处于生育旺盛期的20-35岁女性数量也呈现波动减少的趋势，1982年主力育龄妇女规模为1.2亿人，到1997年达到峰值1.9亿人，经历短暂下降后又达到2013年的小峰值1.7亿人，此后降至2022年的1.4亿人，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52.7万人。

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9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力。根据人口普查长表数据，2000年生育主力人群为21-28岁，出生在1972-1979年，合计出生人口占比约71.1%；2010年生育主力人群为22-29岁，出生在1981-1988年，合计出生人口占比约56.7%；2020年生育主力人群为25-33岁，出生在1987-1995年，合计出生人口占比约64.4%。主力生育人群从70后变为90后，此后逐渐过渡到00后。分孩次看，2020年一孩生育主力人群为23-31岁，出生在1989-1997年；二孩生育主力人群为27-34岁，出生在1986-1993年；三孩及以上生育主力人群为27-36岁，出生在1984-1993年。

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育龄妇女进入快速减少期，2030年、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较2022年分别减少17.4%、37.4%。由于出生人口进入育龄期的数量会直接影响育龄妇女的数量，对主力育龄妇女数量的影响较为明显。数据显示，出生人口滞后27年的走势与主力育龄妇女走势几乎同步，未来一段时间，1988-1994年间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仍是我国生育主力，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女性在持续减少，主力育龄妇女数量持续下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中方案”，预计到2030年育龄妇女数量降至3亿、主力育龄妇女数量降至1.2亿，较2022年分别下降3.8%、17.4%，2050年分别降至2.1亿、0.9亿，较2022年分别下降31.5%、37.4%。在此背景下，出生人口下降压力较大。

2.3 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1949年以来，中国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其中2012年为1635万。第四轮婴儿潮原本应在2010年后出现，但因长期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而消失。在上述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3年末中央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但效果不及预期，“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均未能扭转低迷生育趋势。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万、1687万、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孩，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2017年开始，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滑，至2022年已跌破千万大关，2023年902万，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历史新低。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计划逐渐释放；2）2023年结婚对数有所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三季度结婚登记569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3）龙有吉祥寓意，龙年存在生育小高峰。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较难扭转。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3》，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将在几年内跌破700万，预计到2050年跌破500万、2100年仅不到100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不到，按此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

分孩次看，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我们根据出生人口漏报率修正了分孩次出生人口占比，全面二孩政策以后，二孩占比骤升，超过一孩，2015-2017年一孩占比从52.1%降至40.7%，二孩占比从40.3%骤升至52.1%。在生育堆积效应消失后，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没有一孩哪来的二孩。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2022年一孩、二孩、三孩占比分别为46.1%、38.9%、15.0%。

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于5%-10%。从出生人口看，2022年出生人口前三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河南、山东，分别为105.2万、73.3万、68.2万人，合计占全国的27.4%，仅广东省出生人口超百万。从出生人口变动看，2022年安徽、河北两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超过15%，福建、辽宁、江西、云南等13个省级以上区域出生人口降幅介于10%-15%，贵州、山东、吉林等14个省级以上区域出生人口降幅介于0%-10%，仅西藏、新疆两地出生人口同比小幅正增。


3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3.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实行计划生育的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中国台湾等都曾实行过计划生育，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计划生育政策多为指导性、而非强制性，印度因为国内宗教、种族、地方势力反对、未能有效实施。生育率大幅下滑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国际上诸多经济体均是如此，只是下降的速度存在差异，当前生育率水平存在差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我们借鉴人口转变理论、莱宾斯坦的孩子成本收益理论、贝克尔的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特林的供给需求理论和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等，参考人口学者李建明（2009）的思路提出一个生育行为动力模型，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分为政策效应、进度效应、不孕效应、意愿生育、非意愿生育，其中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影响生育基础，生育意愿受生育成本、收益、性别偏好等影响，非意愿生育主要受避孕节育技术的影响，现代社会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以及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非意愿生育明显下降。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农业文明时期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低、农业生产的闲暇时间多、机会成本低。而且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决定生养子女的预期经济收益高，农民只能依靠养儿防老，家族地位也与人丁是否兴旺密切相关。公共卫生条件落后、战争频繁等因素导致死亡率高达20‰或30‰以上，这使得人民不得不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

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随着公共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医疗技术大幅进步，死亡率持续大幅下降，人类不再需要以高生育率对抗高死亡率，生育率随着避孕节育技术进步而下降。从国际经验看，这种自然转变大多有15-25年的时滞。1950-1970年中国死亡率大致从约20‰降至8‰，1970-1978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2.7。

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由于死亡率已降至低水平，影响生育行为的主导因素转变为收益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生养孩子的直接成本上升，特别是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女性更多参与就业使得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在收益方面，精神收益与收入基本不相关，功利性收益下降，导致意愿生育数下降。并且，收入上升使得家庭对孩子质量的需求更大。这逐渐使得家庭的生育行为逐渐远离功利，接近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情感需求，总和生育率大致降到2左右。中国这种转变大致发生在1979-1990年，除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外，还在于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农村人口大量迁向城市打工。

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生育率的进一步下一方面是因为生育意愿数的减少，另一方面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实际生育水平与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决定于成本的高低，可以用生育实现率来表示。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2021年我国的生育实现率分别为87.2%、77.3%、63.3%，呈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