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女性就业不平等，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生育机会成本高。生育、看护、培养孩子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即为家庭、女性的机会成本。女性需要更多平衡职场和家庭，已婚未育女性在职场更易遭受性别歧视。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的关系可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女性参与劳动为家庭带来收入效应，有利于生育。二是在性别歧视度较高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越高，生育的机会成本越大，女性越不愿意生育。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22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1%，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3%，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6.5%、51.9%、54.0%、24.0%。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目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根据OECD数据，2021年OECD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12%，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法国分别为31.1%、22.1%、16.9%、11.8%。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这在OECD国家处于前列。

3）普惠托儿所奇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第一，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幼服务，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照看孩子。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报告2022》，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缺口非常大，而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相比来说，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托幼服务严重不足。第二，教育内卷，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大。根据育娲人口估算，中国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在OECD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却并不低，为了能够挤入录取率只有60%的普通高中，学生与家长均在付出高昂的金钱与时间成本。根据OECD数据，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超高学习市场虽然换来了更好成绩，但是学生身心健康方面却大打折扣。

4)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0.3%；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23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10864元/平。2004-2023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增长23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左右。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50.3%，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0%增至144.9%。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根据Numbeo数据，中国内地一线城市绝对房价、相对房价位居前列，北上广深市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33、44、37、32，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的12、15、11，且居民房贷压力居全球前列，居民抵押贷款占收入比例均超290%，是纽约、伦敦、东京的3-4倍。

5）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80后、90后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面临“四二一”家庭结构，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学者王广州(2013)估计，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规模约1.45亿，且在现行生育政策下每年增加约400万人以上；由此推算，2018年独生子女规模约有1.8亿。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需要赡养四个老人，如果再生育二孩，则生活压力更大，养老负担重对生育意愿形成明显挤压。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00后进入婚育阶段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4 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4.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随着人口转变、家庭模式变化，西方国家的家庭福利政策目标逐渐向注重生育支持转变。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出的“12周休假、工作保护、收入补偿”三大倡议，奠定了OECD国家的生育政策基本准则。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早、支持体系完善、支持力度较高，近年总和生育率回升且一直维持在1.6以上；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1990年代开始发展家庭政策、促进夫妇平等、保障女性就业、提高经济补贴，总和生育率从1.3以下回升至1.6左右；

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生育支持力度不足、传统家庭模式固化，总和生育率降至在1.3以下。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等四个方面。不少国家已设立专门的家庭事务部门，如德国1995年设立德国家庭事务、老年人、妇女和青少年部；英国于1997年在内政部中设立专门的家庭政策单位等。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生育支持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完善休假制度。2022年OECD国家女性平均产假18.5周、育儿假32.3周；男性平均陪产假2.3周、育儿假8.1周。育儿假一般在产假之后使用，时间更长。各国在休假期间提供的薪资水平存在差异，统一调整成平时薪资的100%以进行横向对比，OECD各国女性总假期平均为30.3周，男性为6.3周，其中，爱沙尼亚、匈牙利总假期长度达85周、68周，排名居前；爱尔兰、澳大利亚分别为8.0、7.7周，排名倒数。

完善男女共担育儿假能够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有助于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差距。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如法国有5周男性陪产、26周男性育儿假，北欧的丹麦、瑞典等国还有较长的父母双方共享假期。

第二，提供经济补贴，2019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重约2.29%，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正相关性。家庭福利补贴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等。2019年除土耳其、墨西哥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3%，其中法国为3.4%、比重最高，土耳其为0.5%、比重最低。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法国2019年家庭现金福利开支占比为3.44%，总和生育率为1.83；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56%，2021年总和生育率为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