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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这两个字，在朝鲜语里有独特含义。“三”有“大、多、强”的意思，而“星”有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的意思，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朗朗上口，寓意吉祥。

三星商社，大邱，1942年

李秉喆的新公司，依靠向东北出口农产品和生产制作面条，迅速积累起了一桶金。之后他又收购了一家酿酒公司，大赚一笔。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日本开始对朝鲜进行严苛的经济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酿酒公司也成了被掠夺的对象，亏损严重，到了不得不停产的地步。

不过名字有着好彩头的三星公司，在1945年获得转机，李秉喆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贵人：从美国回国的李承晚。

1945年10月，李承晚乘坐着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专机抵达汉城，不久便来到了大邱市视察。大邱市举办了工商欢迎会，李秉喆位列其中。由于常年在美国居住，此时的李承晚在国内政治资源并不强，因此他也迫切希望获得企业家的支持。在晚宴上，李承晚拍着李秉喆的肩膀，一番夸奖之后便盛邀李秉喆到自己汉城的住处梨花府来坐坐。

李秉喆的父亲李赞宇，跟李承晚是旧相识，两人都曾是韩国独立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于这位故交的儿子，李承晚十分看重。

1947年李秉喆来到了汉城，数次到李承晚处拜访。一年后，李承晚当选南韩建国后第一任总统，并在此后的第二三届中获得连任。而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自己新公司“三星物产”，继续从事国际贸易，将战后必需品大量进口到国内。公司运营一年后便达到了同行业第七位，随后更是在1951年实现了净资产当年增长20倍的奇迹（当年通货膨胀率为530%）。

然而，李秉喆很快便意识到战争总会停止，贸易的咽喉很容易被出口国遏制。因此，他做出了三星集团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变，聚焦“产业进口替代”，推动贸易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贸易业向制造业转型。

1953年三星集团建造了韩国第一家大型制糖企业，第二年又成立了“第一毛织株式会社”，推动糖业、毛纺织业国产化。进口替代需求非常显著，1956年韩国对糖的进口量便从最初的100%，下滑到7%，三星则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1960年第一毛织的资本也从最初的1亿韩元增加到了30亿韩元，更是在1957年时被李承晚题字“衣被苍生”。

此时三星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李秉喆也已经家喻户晓，他也多次强调“不是三星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俨然是陶朱公和范仲淹的合体。不过跟历史上所有的“红顶商人”一样，政治靠山的倒台会带来灭顶之灾，胡雪岩盛宣怀遭遇过的，李秉喆注定也要遭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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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独裁多年的李承晚谋求连任，当时投票结果为203人中有135票同意，仅差一票达到2/3的法定要求（135.33票）。对此，李承晚则不顾国内反对舆论，提出按照数学四舍五入法，将135.33更改为135，从而使得法案正好通过，姿势感人。

而到了1960年，已经连任三届的李承晚希望继续为韩国人民服务，采用了伪造选票、暴力威胁等不法行为，彻底激怒了韩国人民，于是爆发了“4.19革命”。李承晚被迫退出选举，流亡美国。作为和李承晚联系紧密的三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事变冲击。

先是三星集团下属15个会社，因为涉嫌非法敛财遭到当局调查。在法庭上，李秉喆承认了偷税的事实，但是也指出“现行的税法是战争时期的产物，税率高达利润的120%，如果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无法生存。作为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不能一有运动就拿企业偷税漏税说事。”

然而，此时的舆论非常不利于三星等财阀，李秉喆只得补缴了50亿韩元。更为难堪的是当局官员均以“不与非法敛财者会见”为由，拒绝了李秉喆会面要求。缺少了政治资源的李秉喆，经济活动也大受阻挠，只能暂别首尔来到东京排解郁结。

1961年，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包括三星副社长在内的11名涉嫌非法敛财的企业家被监禁。李秉喆也被军政当局敦促立即回国，日本政府也发出了驱逐令，因此，他不得不带着对时局动荡的迷茫、前途未卜的恐慌，返回国内。在回国前，李秉喆致函朴正熙当局，表达了对军政局“保护人民财产”的感谢，以及“为解决国民贫困，献出全部财产”的心愿。

可见，企业家虽然是有国界的，但这种“把一切捐给国家”的投名状，却是没有国界的。

回国之后，李秉喆受到了朴正熙的接待，他陈述了企业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朴正熙并不懂经济，但他清楚军政府需要赢得国民的承认和支持，而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首要的就是让他们有吃有喝，生活改善。因此，朴正熙也将经济发展列为首要任务，颇为认可李秉喆的说法。

1963年朴正熙当选韩国总统，直到1979年10月遇刺身亡，其执政生涯长达18年，因此，朴正熙对李秉喆的好感，对李秉喆而言，真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朴正熙当选总统后，邀请了李秉喆来到青瓦台，拍着他的肩膀说：“李社长，现在起就不要回避了，大胆构思新项目，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吧”。

街景，首尔，1960年

这些年的动荡，李秉喆已经颇有灰心，生怕成为韩国的胡雪岩。但听着这些话，李秉喆仿佛看到了当时迎接李承晚的那个晚宴，内心逐渐开始澎湃。然而，他没料到，回国之前那封“为国家献出全部财产”的表忠信，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李秉喆一直有开办一家大型化肥公司的设想，在得到朴正熙的首肯后，便在1965年开始筹建化肥厂。然而就在工厂即将完工之时，一场一年之前发生的走私案件，却被某些不明势力重新翻出来，向三星集团发难，建设化肥厂的巨额资金也被认为是走私所得。一时间，媒体圈、政治家、检察院轮流向三星集团开火。

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炯旭更威胁李秉喆说：“把韩国化肥厂所有的股份都捐了吧，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将无法保证你全家在国内的人身安全。”

深知进退的李秉喆当机立断，把这座耗资数十亿韩元和4000多万美金的化肥厂捐献给国家，才将风波逐步平息。 在切身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脆弱性后，李秉喆为三星集团确立了“与政府不可近，不可远”的原则，给日后“流水的政府，铁打的三星”这一现象奠定了基础。

送掉了化肥厂的三星，再次面临着发展方向的选择。另外，尽管实力雄厚，但三星的影响力只局限于韩国国内，为了能够在更高舞台上发挥能量，李秉喆在1960年代末期决定向高科技行业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