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曾领导“曼哈顿计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被认为是“原子弹之父”。战争结束后，奥本海默因为反对核扩散和发展氢弹的立场，遭质疑对美国不忠诚，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撤销安全许可。图为奥本海默拿着标志性的香烟，摄于1946年。图源：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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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逝世近56年。他在“曼哈顿工程”中显露出的卓越才能和在“安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分别代表了他一生的“辉煌”和“悲剧”。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奥本海默事件”是导致分歧的焦点。
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几本有份量的关于奥本海默的书出现在世人面前[1]。他们的研究，给为我们思考“奥本海默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角。
以前的研究，关注奥本海默行为和性格特征的居多，认为他被迫离开权力走廊多少也是咎由自取[2]。正是他的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构成了他最后的悲剧：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亲共活动，他的所谓对朋友和学生的“出卖”，他在“薛瓦利埃事件”方面对安全官员所做的前后不一的陈述，他反对氢弹的僵硬态度，甚或是他的人际关系和私生活等[3]。有少数学者刻意把奥本海默看成是悲剧人物，而把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AEC）主席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美国“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4]、美国空军的某些首领以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看成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反面角色，渲染这些人在击倒奥本海默的过程中的作用[5]。
这些分析不无道理，尤其是性格特征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似乎还不够。不同的因素所起的作用迥异，应该区别对待。如博尔登（William L. Borden）的控告信、AEC的正式起诉书，就不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决定等同对待。更重要的是，以往的分析忽略了冷战、麦卡锡主义[6]等因素所构成的大背景；没有从司法角度来考察听证会委员构成是否采取了“回避”和“公正”原则、判定标准是否适宜，“执法者”是否具有偏见等所产生的影响。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张网。要想弄清它，就得对与此相关的其他事件，如“薛瓦利埃事件”、“康顿事件”、“彼得斯事件”以及“富克斯事件”等有所交待。有些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些则不可避免。不过，在这场悲剧中，V．布什（Vannevar Bush）、科南特（James B. Conant）等人顶着压力，敢于直言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少时的奥本海默身体单薄，但却充满活力。中学最后一年他拼命学习，以十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后因患痢疾，导致结肠炎，不得已独自留在家中与书为伴。为缓解儿子的阴郁情绪，父亲求人带他到西部山区疗养。有好几个星期，他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的群山之间漫游。这里的一切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此他的一生就与新墨西哥州结缘，后来成就他声名的洛斯阿拉莫斯也在这里。
1922年，18岁的奥本海默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他的弱点和戏剧性的才华，在大学二年级时表露无遗。年仅19岁的奥本海默给他的中学老师史密斯（Herbert Smith）写信：“我努力学习，写了无数的论文、笔记、诗歌和垃圾；我去数学图书馆，阅读，去看哲学著作。……”[8]
他曾想当建筑师、古典文学家、诗人和画家，最后决定献身科学，选择化学专业。与此同时，他还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他的兴趣太广泛了。他懂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9]，甚至还懂一点中文以及少量的梵文。他常阅读希腊文原版的柏拉图对话录，以及梵文的印度史诗。他只用了三年就完成学业，并以最高荣誉（summa cum laude）获得学位。
在大学期间，他发现自己很难与人相处。他有过几个朋友，但绝谈不上亲密，也从未与女孩子约会。他要扮演的角色太多，他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角色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他享受着令人惊讶的自由自在，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深深的忧郁。他最不能容忍粗鄙的语言或陈词滥调，经常有一种钻到牛角尖中不能自拔的危险。
尽管他的天性适合做一个理论家，在大学的实验室表现也不佳，但受布里奇曼（Percy Bridgman）的影响，他还是喜欢上了实验物理学。当时，物理实验的中心不在美国，而在欧洲。1925年，年仅21岁的奥本海默，拿着布里奇曼给卢瑟福的推荐信，远渡重洋来到英国。但卢瑟福认为他大学里学的是化学，成绩又不突出，不肯收留他。他后来又转向J. J. 汤姆逊，结果汤姆逊交给他的实验也没有做好。他在剑桥大学的经历，让他对自己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的理想彻底破灭。他的孤独感，思乡病，加上对自己弱点的觉察，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他对自己感到绝望，陷入焦虑之中。很快他就精神崩溃了。
1925年秋，他在导师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有毒的苹果。学校当局让他去看精神病医生。他被诊断患了早发型痴呆症（dementia praecox），且已无可救药。他的高中同学、哈佛校友弗格森（Francis Fergusson）这时也在剑桥，费格森认为他肯定能恢复，就陪他一起去法国旅行。有一次，正当他们闲聊时，奥本海默突然扑到费格森身上，试图扼死他。费格森经过费力地挣扎，才得以脱身。
奥本海默当时确实已接近精神分裂症的边缘[10]。经过调养，他的精神逐渐恢复正常。奥本海默后来决定接受玻恩（Max Born）的邀请，到量子力学的发祥地之一哥廷根继续深造。他在哥廷根只逗留了九个月。正是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他发表了几篇优秀的研究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变得自信起来。
当他1927年回到美国时，通过他的出版物，他在美国物理学界已经非常有名了。他同时得到十几所大学的邀请。最后，他选择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同时担任教职。基本上是一边一个学期。之所以选择伯克利，是因为他觉得“那儿还是一块沙漠，没有理论物理的基础，可以干一番事业。”而保留加州理工学院的职位，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与同事们讨论，产生思想火花。正是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发现自己的数学基础不行，于是申请基金再去欧洲。这次他先在荷兰莱顿与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相互切磋，后又到瑞士苏黎世向泡利（Wolfgang Pauli）请教，并到莱比锡参加海森伯的短期研讨班。他于1929年夏回到美国，在伯克利担任物理教授。尽管开始时教学上还有点困难，但很快他就变成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他的言行举止成为学生们竞相模仿的对象。[11]
尽管奥本海默经常带学生光顾豪华饭店，向学生介绍各种名酒，但成为他的学生绝非易事。“他希望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和结交的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奥本海默无论挑选朋友、学生、爱人、同事，都首先看他们是否符合他的这个标准。他决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愚蠢言行，好朋友更不例外。这种对别人突然进行尖酸刻薄的讽刺加上粗鲁的态度，让一般人接受不了。不了解奥本海默的人，很容易怀恨在心。正是他的这一个性后来给他带来了无数的麻烦。
奥本海默最为擅长的是评论别人的成果，而不是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如他的学生玻姆（David Bohm）所说，“他博学多才，但不求甚解。他具有集中精力钻研一个问题的才能，但缺乏必要的耐心。”[12]
一开始，他只关心研究和教学，对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他既不看报，也不听收音机。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他是在几个星期后才知道的。[13]1930年代初，他亲眼目睹了大萧条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发现人们的生活与所处其中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感到有必要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在他的恋人、美共党员塔特洛克（Jean Tatlock）的帮助下，奥本海默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当他看到学生就业困难，就积极筹建“教师联合会”地方分会的工作。也正是在这个组织中，他遇到了对他后半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薛瓦利埃是伯克利的法国文学副教授，时任“教师联合会”的主席。出于对奥本海默的绝对崇拜，在其后的五年里，他与奥本海默成为密友。
20世纪30年代，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反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没有几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对共产主义感兴趣。奥本海默的朋友和学生中就有不少共产党人。除了塔特洛克外，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Frank Oppenheimer）、弟媳杰基（Jacquenette “Jackie” Quann）都是共产党员。奥本海默定期向党组织捐钱，参加各种活动，但他从来没有加入共产党。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对共产党这种规模很小的组织不够信任。同时他又非常坚持个人自由，不愿受共产党党纲的约束。
奥本海默与塔特洛克的恋爱没有持续下去。据说塔特洛克患有严重的狂躁―抑郁交替症，并有潜在的双性恋趋向。[14]经过几次短暂的恋爱后，这个钻石王老五，1939年8月遇见了基蒂（Katherine Puening Harrison，简称Kitty）。两人一见钟情。[15]据说基蒂是德国元帅凯特尔（Wilhelm Keitel）的外甥女，她出生在德国，两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她在认识奥本海默时，刚第三次结婚。她是美共党员。她的第二任丈夫也是美共党员，死在西班牙内战。1940年11月，她与奥本海默结婚，六个月后，他们的儿子出生。[16]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把奥本海默推到了风口浪尖。日本偷袭珍珠港，把一直处于观望的美国最终拖入战争。而赶在法西斯德国之前生产出致命的核武器就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遗憾的是，虽然美国政府很快制定了核武器研究计划，但进展非常缓慢。只是到了1941年春，当英国科学家通过计算证明，有可能造出原子弹时，美国政府才真正加快了步伐。
1941年秋，在他的朋友和伯利克的同事，1939年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的鼓励下，奥本海默应邀参加了由康普顿（Arthur H.Compton）主持的第一次原子弹秘密会议。1941年10月14日，劳伦斯在写给康普顿的信中说，“奥本海默有很重要的新想法。……我对奥本海默充满信心。”正是在这次会上，奥本海默提出了许多建议，康普顿让他从事快中子的研究，对奥本海默的工作非常赞赏，并于1942年1月聘请他全力参加原子弹计划。1942年夏，奥本海默在伯克利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可能性。
原子弹计划由陆军工程兵全力承担。主负责人为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将军。他在建立五角大楼时的卓越表现使他成为最佳人选。但是科学主管由谁来当呢？
这个人在科学上必须要有足够的权威，最好是诺贝尔奖得主，有行政管理经验，没有政治上的“污点”。能满足这几点的人，如劳伦斯、康普顿、尤里(Harold Urey)都各自管着自己的一摊事，离开他们，根本没法运转。奥本海默可是一条都不满足。他从来没有做过管理工作，也不是一个好的实验物理学家。更要命的是，由于他亲共，参加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各种活动，早在1941年3月28日，FBI就为奥本海默建立了第一份档案。档案中记载他参与的各类活动。其中，1940年参加在薛瓦利埃家中召开的会议，为他带来了麻烦。陆军拒绝发给他安全许可证。
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视察原子弹试爆后的废墟
格罗夫斯与奥本海默完全属于两类人。格罗夫斯经验丰富、野心勃勃，奥本海默外表儒雅，书卷气浓。他们之间从外形到爱好的巨大差距正好形成一道奇妙的组合，尽管格罗夫斯轻视奥本海默所代表的一切，他还是有一种旁人不及的能力。他发现了奥本海默身上的矛盾个性正是他所需要的：作为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能够召集一大群同样优秀的科学家为之工作；由于他的知识面异常宽广，他能知晓其他科学家的工作，并给出恰当的判断；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他会驱使自己和他人竭尽全力地工作，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尽管存在所谓的“安全问题”，在格罗夫斯看来，这完全是大学生们玩的游戏，不过是不想背叛朋友而已，他对美国的忠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更重要地是，格罗夫斯认为，奥本海默比任何其他科学家都易受他的控制。 [17]
尽管FBI给出了否定性的报告，1942年9月，格罗夫斯仍任命奥本海默为科学主管。他确信奥本海默是能够被信任的，而且曼哈顿计划需要他。他的潜力超过安保上的任何危险。[18]格罗夫斯听从奥本海默的建议，在他所钟爱的新墨西哥州选了一个地址：洛斯阿拉莫斯。
洛斯阿拉莫斯是个偏僻的小镇，原来只有一所简陋的小学。战争期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拥有4000个平民，2000名军人的小镇。它的三个实验室日夜不停地运转，与分散在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华盛顿州的汉福特钚反应堆、田纳西州橡树岭的克林顿实验室之间进行不间断地交流。所有的协调工作都由奥本海默来承担。很快，奥本海默就从他所雇来的杰出的科学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正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一般认为，除了奥本海默，没有人能管理和领导整个研究队伍。
1943年初，在陆军的正式要求下，FBI停止了对奥本海默的调查。陆军向FBI保证，它们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技术监视，并会派专人盯梢。[19]
就在奥本海默离开伯克利到洛斯阿拉莫斯前夕，薛瓦利埃告诉他，美共旧金山地区的负责者埃尔坦登（George C. Eltenton）试图从奥本海默处获得研究情报，好传给苏联。奥本海默当场拒绝。八个月后，他主动地向陆军安全部门报告此事，谈到了埃尔坦登、以及一个中间人试图接近三位科学家这件事。但他拒绝提供中间人和三位科学家的名字。正是这个奥本海默自认为聪明的做法——埃尔坦登试图获得情报，薛瓦利埃将消息告诉了他，被他严正拒绝，八个月后，他才将这个故事告诉了军方——让他后来身陷囹圄。出于各种考虑，他在这件事上有过几个前后不一的说法。
当格罗夫斯亲自询问奥本海默，谁是中间人、是哪三位科学家时，奥本海默最初还是不愿说出具体的名字。[20]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已经过去，并且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格罗夫斯继续施压，并保证不向上面反映时，奥本海默才说出中间人是薛瓦利埃。这就是所谓的“薛瓦利埃事件”。
格罗夫斯相信奥本海默对美国的忠诚，因而继续信任他。按照格罗夫斯的说法，如果在曼哈顿计划中出现了颠覆份子，奥本海默会认为是对他的背叛，将是对他青史留名的最大威胁。出于自尊，他就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他不会让任何国家赶在他的实验室之前造出原子弹。
战争期间，奥本海默一直是FBI的监视对象。他的电话被窃听，来往信件被拆开，还要时不时地接受安全官员的讯问。[21]他尽量配合安全官员。当他们问他对他的几个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学生的看法时，奥本海默天真而又书生气的回答，构成了对学生的伤害。1943年8月，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奥本海默告诉一个密探，在他的曼哈顿计划中不会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员。
这是洛斯阿拉莫斯奇怪的一景：一方面，殚精竭虑的科学家和总指挥，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认真对待每一个技术细节；另一方面，疑神疑鬼的安全官员和密探又处心积虑地试图找出蛛丝马迹的安全隐情。奥本海默之忍辱负重可见一斑，安全体系之荒唐亦可见一斑。
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空军基地附近的沙漠试爆成功。8月6日和9日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迅速结束了“二战”。这也让一直全神贯注攻克技术和管理难关的奥本海默松弛下来。让他有时间思考自己行动的后果。他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感到惊惶失措”，但“科学家不能因为害怕人类可能利用他的发现去做坏事而拒绝推动科学前进。”
本来视“物理和物理教学为生命”的他，这时“发现好像与他无关了”[22]。这期间，他经常应国会之邀，就原子能问题发表看法。1948年，他应邀担任声名显赫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作为“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成为仅次于爱因斯坦的科学家。他的发言、声明、呼吁、警告和担忧常被报刊引用。他的巨幅照片登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
《时代》杂志1948年11月8日封面人物：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
朋友们也发现了他的变化。他用亲昵的语言谈到“乔治认为如何如何……”、“乔治考虑怎样怎样……”，原来他指的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将军”[23]。不但如此，他还在报纸上公开谈自己过去的左倾经历。
尽管战后他真心希望能建立起对原子弹的国际控制，但这期间，他的态度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他发现，在原子能问题上苏联根本不愿意妥协，与苏联打交道很难。他逐渐与政府的立场相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御用科学家”。
早在1946年底，美国政府就成立了以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为主席的原子能委员会，主要职能是负责领导原子能领域内的全部研究、开发以及生产工作。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九位委员组成的总顾问委员会（General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GAC），其职能是向AEC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建议。[24]由于奥本海默的巨大声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奥本海默被推举为GAC主席。[25]
当苏联在1949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后，美国朝野大为震惊。这意味着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已经结束。杜鲁门政府开始寻找新的对策。一方面迅速做出了扩大原子弹生产能力的决定，即通过数量竞争来维持美国的核优势，同时加紧考虑氢弹的研发。当AEC主席利连撒尔就此事咨询GAC时，GAC给出了如下意见：“氢弹虽然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研制工作过于复杂，开支过于庞大，这将严重影响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此，“我们大家都希望想方设法地避免发展这种武器，我们都不愿看到美国率先开展这项行动。我们一致认为，目前倾注全力从事这种研究工作将是错误的。” [26]奥本海默运用他的影响力，到处奔走呼吁，提醒人们警惕核战争的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府内越来越多的官员主张研制氢弹。美国军方，尤其是空军的呼声越来越高。空军对于曼哈顿计划被陆军全揽一事早就耿耿于怀，希望在未来与陆军的角力中扳回一局；由于奥本海默的一些言论与军方的期望相距甚远，他的存在让一些人感到不舒服。他在政府内部、军方，甚至科学界都树了一些潜在的敌人。他们早已将他视为眼中钉了，而奥本海默对此还浑然不觉。加上他不识时务，常常用学者的态度来对政治问题发表看法，说了一些孤傲无比的话，使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战争结束后，FBI又开始收集奥本海默的情报。1945年11月15日，FBI头子胡佛给白宫送去了关于奥本海默的情报综述。里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奥本海默在1943年前的活动。除此之处，报告还说加州共产党人正试图恢复与奥本海默的联系。言外之意，作为政府顾问，掌握着国家核秘密的奥本海默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分子。
1946年3月18日，FBI又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除了老调重弹之外，还提到了“薛瓦利埃事件”。1946年6月，FBI决定首次调查“薛瓦利埃事件”。他们在不同的房间同时审问薛瓦利埃和埃尔坦顿。俩人所述故事基本相同：埃尔坦顿1943年时提到了向苏联传递科学情报的可能性，薛瓦利埃将这一消息告诉奥本海默，遭到奥本海默的断然拒绝。但薛瓦利埃强调，他在向奥本海默提这件事时，根本就没有提到埃尔坦顿的名字。FBI接着又讯问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讲述了与薛瓦利埃大致相同的故事。但他强调，之所以“胡编乱造了一个故事”，完全是为了保护薛瓦利埃。
当奥本海默1947年作为GAC主席时，AEC的委员们就发现给予他安全特许权并非一件例行公事。FBI质疑奥本海默在“薛瓦利埃事件”上反反复复的不同说法，认为里面一定隐瞒了真相。为了能证实他们的怀疑，FBI决定对奥本海默进行一次公开而广泛的调查，并重新实施监控。结果，16天的监控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情报。22位受访者全都用热情的口吻谈论奥本海默的忠诚和他的爱国。[27]即使是奥本海默后来的反对者施特劳斯也赞成给奥本海默特许权。胡佛很不情愿地接受了AEC的决定。但是他对奥本海默的怀疑丝毫未减。
奥本海默不是第一个受到公开攻击的科学家。1948年，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简称HUAC）公开攻击时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的物理学家康顿（Edward Condon）。奥本海默没有像别人预料的那样，挺身而出支持在洛斯阿拉莫斯曾做过他短暂助手的康顿。[28]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康顿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个人之间的不同看法应放在一边。在这件事上，再一次暴露了奥本海默的天真。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百多位科学家发起了一个支持康顿的餐会，奥本海默没有参加。[29]
私下里，奥本海默表达了他对于忠诚安全体系的担忧。但在公开场合，他的表现却中规中矩。1948年秋，当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一个成员在过去是否参加过共产党的事上说谎，遭到AEC解雇时，奥本海默并没有加入推翻AEC决定的行列，尽管他私下里也担心其他实验室的人员会以辞职相抗议。
奥本海默的态度后来发生了些许变化。1949年初，当AEC在发放非保密性的研究经费，对申请者拒绝使用非共产党员条款，而受到国会的攻击时，奥本海默公开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条款完全背离了美国的自由传统。如果一个年轻人因为在学生时代同情共产党而参与了有关活动，就被认为是不忠诚的，或潜在的叛国者，那是非常愚蠢的。“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对于民主，人们都能够从错误中学习。”在他看来，安全标准应该限定于原子能的军事应用方面，而不是非军事领域。尽管如此，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AEC最后还是对所有雇员进行了政治审查。
奥本海默反对忠诚安全体系的侵蚀，但他的态度让人颇为费解。这在“彼得斯事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对他的清誉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彼得斯（Bernard Peters）出生于德国。在德国时曾加入抵抗纳粹的运动，后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移民美国后，曾从学于奥本海默，也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过。战后任教于罗彻斯特大学。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就告诉过曼哈顿工程的安全官员，彼得斯是“一个危险份子，相当左。”当HUAC就彼得斯是否曾是共产党员之事，让奥本海默作证时，他说出了他认为是事实的证词。他还说彼得斯曾谴责加州共产党组织无所作为，因为该组织没有完全献身于用暴力推翻政府的行动。奥本海默所述应该不假，但是在麦卡锡主义疯狂的时代，这些话对彼得斯无疑是很大的伤害。在这件事上，又一次充分暴露了奥本海默的天真和无知。
让奥本海默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听证会上对彼得斯的证词被泄漏给报社。彼得斯公开否认自己曾加入共产党，并且声称奥本海默肯定搞错了。奥本海默的一些朋友私下里担心彼得斯会因此失掉工作，因而对奥本海默提出严厉批评。奥本海默后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撤回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说他以前所说的是错误的，彼得斯的否认在他看来是令人信服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奥本海默完全误解了彼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
康顿对奥本海默的表现非常生气。他认为奥本海默欺骗了彼得斯。1949年6月27日，康顿写信给奥本海默：
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你为什么 [对委员会] 这么说，为此我难以入眠。人们不得不想，你是如此愚蠢，以为你成为一个告密者就能让你自己免受怀疑。我希望这不是真的。[30]
康顿的这封信被FBI截获。1954 年1月，FBI送给奥本海默的对手施特劳斯这封信的副本，声称是由“一个可靠的线人”提供的。施特劳斯将之用在奥本海默的听证会上，对奥本海默的动机和行为表示深深的怀疑。
施特劳斯野心勃勃，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自以为是，几近病态。另外，他脸皮厚、性格急躁，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变态心理。他在AEC的一个同事这样说他：“如果你在某件事上与他意见不一，他会认为你是一个傻瓜，如果你还与他看法不同，他会认为你肯定是个叛徒。”此人出生于南部，讲话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终生以此为荣。当别人称他Strauss时，他坚持让人按南方口音发为Straws。 [31]
与奥本海默一样，施特劳斯也出生于犹太家庭。但他们对待犹太传统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尽管如此，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的关系还算过得去。奥本海默在1949年6月13日的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听证会上的一次发言，却彻底地将可能的盟友变成了永远的敌人。
尽管施特劳斯从没有上过大学，他对自己的科学知识却特自豪，天真地反对美国对某种放射性同位元素的出口，认为它会被其他国家用来制造核武器。就像在伯克利一样，每当听到比较愚蠢的问题时，奥本海默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轻蔑。这次他忘了场合。为了奚落腹中空空的施特劳斯，奥本海默作证说，如果这种放射性同位元素对制造原子弹有用的话，那么，一瓶啤酒、一把铁铲也会有用。讲到得意时，他完全恢复了在伯克利当老师的常态，根本上忽略了施特劳斯的存在。
奥本海默1949年6月在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就放射性同位素出口问题听证会上发言。正是这次发言惹怒了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难堪到了极点。听证会上的人都在嘲笑他。他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尽管他表面上还努力保持镇静，但内心里已开始琢磨如何找机会狠狠报复这个羞辱他的人了。
另外，书生气的奥本海默，以为担当GAC的主席，就有了尚方宝剑，总是扮演着严厉的判官角色，执法甚严，得罪了不少为委员会工作的合同厂商。这些人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发财，自然怨气也不打一处来。[32]而在这些厂商背后站立的又是相应的军种。
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成功后，将几个独立军种合并为国防部。新任国防部长准备大幅削减开支，引起各军种之间殊死斗争。他们都想在大为缩水的预算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因此，各军种对可能为害他们地位的行动和建议都特别敏感。
迫于多方压力，1950年1月31日，杜鲁门总统公开宣布美国将发展氢弹。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何时开展研究？要花多少的经费？甚至合适的氢弹研究方法是否已找到等等，都还是问题。[33]因此，即使在杜鲁门颁布命令后，还有不少科学家继续唱反调[34]。正在此时，“富克斯事件”曝光了。
富克斯（Klaus Fuchs, 1912-1988）是出生德国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希特勒上台后移居英国。在布里斯托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后到爱丁堡大学随玻恩工作。二战开始后，作为德国侨民被软禁，在玻恩的干涉下才解禁。1941年，他参加由佩尔斯（Rudolf Peierls）领导的英国原子弹研究计划，期间成为苏联间谍。在德国入侵苏联后，他认为作为盟国的苏联应该能获得英国的研究情报。1943年，他随佩尔斯赴美加入曼哈顿计划，在贝特所领导的理论部工作，人缘很好。据他后来交待，正是在这期间，他将有关情报传给了苏联间谍。1946年他回到英国继续从事原子研究，继续从事间谍活动。在受到怀疑后，1950年1月他交待了所有事情，同年3月1日被判有罪，获刑14年。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他于1959年被提前释放。之后，他回到出生地，成为民主德国公民，从事原子研究。
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与美国投放在长崎的“胖子”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构造方面都非常相像。人们普遍认为，这得益于富克斯的情报。[35]
富克斯事件对美国政坛造成强烈冲击。奥本海默的日子更加难过。当奥本海默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根本就不敢相信。[36]联合委员会马上讯问格罗夫斯，为什么要让奥本海默担任曼哈顿计划的科学主管。格罗夫斯认为，他知道奥本海默的过去，但他考察过奥本海默的档案，觉得“我们需要他”，因而给了他特许权。富克斯的情形与奥本海默不同。英国情报机构并不知晓他过去的政治表现，因而没有认识到它们所具有的危险。
格罗夫斯的解释没有消除FBI的怀疑。他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收集资料，包括再次约谈奥本海默的反对者来证实他们的怀疑。1950年春，泰勒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与奥本海默相处得不好，还抱怨说，奥本海默反对氢弹，因而也就不雇用热核研究所需要的物理学家。
种种迹象表明，捕获奥本海默的网已经开始收紧了。其触机是博尔登的告发信。
W. L.博尔登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年纪轻轻就担任了国会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执行主席。他是一个坚定的氢弹支持者，早在1950年，他就对奥本海默充满了怀疑。1952年，博尔登在为参议员麦克马洪（Brien McMahon）起草的一封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建议总统不要再任命奥本海默为GAC委员。杜鲁门在那些强烈反对奥本海默的人的请求下，让奥本海默届满后不再连任。几周后，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奥本海默同意不再连任。但在GAC工作六年后，奥本海默仍是AEC的顾问，同时也在其他军事顾问委员会任职。这意味着奥本海默仍有巨大的影响力，仍能接触到国家的核机密。
1953年，博尔登的处境不佳。他在国会的支持者麦克马洪去世了。刚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想任命一个共和党人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他必须走人。而且，由于在他担任主席期间，委员会里的一部分关于氢弹史的最高机密丢失了，这让他的名誉受损。如果此事发生在军队，可是要掉脑袋的。白宫的一些顾问认为，文件的丢失表明存在间谍和叛国行为，绝不仅仅是无意造成的。作为一个氢弹的狂热支持者，博尔登显得很无奈，可也有口难辩。
他深信，只有除掉奥本海默，才有可能为自己在军方挽回一点同情。为了缓和与奥本海默之间的矛盾，空军司令芬勒特（Thomas K. Finletter）在1952年6月曾专门组织一次午餐会，试图与奥本海默达成某种谅解。但是奥本海默对于芬勒特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和解尝试故意当众冷淡对待，态度极为傲慢，在进餐时甚至变得难以置信的“粗鲁”。“奥本海默毫无理由地得罪了这么多人，从而使他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通过对存放在AEC和FBI的奥本海默卷宗的长时间研究，1953年11月7日，33岁的博尔登给胡佛的助理写了一封控告奥本海默的信，说奥本海默“太有可能（more probably than not）是一位苏联间谍。” [37]他用了差不多三页纸来详细指责奥本海默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到50年代早期的“罪行”。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博尔登得出下面让人胆寒的结论：“在1939年至1942年中期，奥本海默太有可能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要么自愿给苏联提供谍报，要么遵照[苏联人的]意愿行事。更有可能的是，他自此成为一个间谍，并在苏联指使下行动”，以影响美国的“军事、原子能、情报和外交政策。”
“我深知这些评论的严重性。我很讨厌这件事。在研究奥本海默案例多年后，我感到有义务[向你]表达我痛苦得到的结论，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秉持公正的人都会接受我的结论。”
在接到博尔登的报告后，FBI在一周内对他的信进行了评估。作为例行公事，给他回了一封官样的感谢信。告之信会转给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并鼓励他今后继续提供此类信息。
事实上，FBI和施特劳斯很晚才开始注意到博尔登控告信的价值。他们也知道博尔登的指责从证据上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指责与他们的担心和怀疑却暗相吻合。当FBI将博尔登的指控信送呈给白宫后，引起了高层的“震动”。当时盛传，除了富克斯外，苏联在美国还安插了一个重要间谍，这个人可能是奥本海默吗？
要想除掉奥本海默，最好的办法是举行一次听证会。但是即使是施特劳斯等人，对此也犹豫不决。奥本海默在科学界有太多的追随者，他们害怕引起公愤；FBI也曾一度准备脱手不干。由于麦卡锡试图插手“奥本海默事件”，使得相关方的步伐加快。
1953年12月3日，在得知博尔登的指责后，艾森豪威尔总统迅速发出中止奥本海默安全特许的命令。同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博尔登的信“没有提供太多新的证据，仅可表明作者对回溯到30年代的所有证据做了长期、细致的分析”。艾森豪威尔担心，如果奥本海默真是不忠诚的，那他就已做了最坏的事了。[38]但他的决定给下属至少出了两道难题。当时奥本海默正在国外访问。有些助手担心，如果奥本海默一旦在回国前知道这一消息，很可能会叛逃。另外，如何才能避免一场公开的听证会呢？这一方面可能会让政府尴尬，另一方面也可能会提供一个机会让奥本海默为自己辩护。胡佛尤其担心。因为FBI的一些最关键的证据都是非法获得的，不能公开呈现。
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原子能方面的特别助理，施特劳斯被任命为新的AEC主席。他强调在他的任内，一定要结束AEC对奥本海默的依赖。他告诉总统，如果奥本海默还与原子能有任何瓜葛的话，他就不会担任AEC的主席。他有所不知的是，奥本海默刚被任命为AEC的顾问。奥本海默在白宫也有一些朋友，施特劳斯害怕一旦事情真的闹起来，奥本海默在白宫的人可以保护他。为此，他去找了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助理卡特勒(Robert Cutler)。卡特勒与奥本海默很熟。作为摊牌，施特劳斯向卡特勒解释了奥本海默的情形，让他自行决断。
施特劳斯不想与奥本海默直接冲突。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当个有名无实的顾问，顾而不问，将他晾在一边，等他回过味后，自动离职。
经过一番犹豫，施特劳斯还是决定与奥本海默直接较量。他让AEC起草一封给奥本海默的正式的控告信。1953年12月21日，施特劳斯与奥本海默见面。他当然希望奥本海默能选择自动辞职。但奥本海默当时没有做出决定，他多年来一直担心的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终于要掉下来了。第二天，奥本海默对正式控告信做出回应，拒绝了辞职的建议。奥本海默自信他能满意地回答所有的指责，赢得听证会。在施特劳斯看来，奥本海默本人可能想辞职，但他的律师阻止了他。施特劳斯怀疑这些人想挣律师费。
施特劳斯还是害怕奥本海默会逃到国外，这样他就功亏一篑。他从白宫得到了一些有利于他的决定。司法部长批准对奥本海默进行全天候监控和电话窃听。施特劳斯一不做二不休，将这一决定扩展到奥本海默的律师。这是白宫始料不及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施特劳斯继续施压，让奥本海默识趣自动辞职。但奥本海默的律师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因为他们担心，辞职可能会被解读为承认有罪，而且这类消息肯定会被泄漏出去。当奥本海默的律师提出条件：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放弃听证会，让奥本海默的合同在三个月到期后自动中止时，却遭到了施特劳斯的拒绝。对于他来说，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就意味着投降。这既违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也给麦卡锡的攻击留下口实。
事情陷入僵局。没有一方想要听证会，但又没有谁能找出一条让双方都满意的道路。最后，一场听证会在所难免。
在AEC正式起诉奥本海默之前，AEC的律师约谈了奥本海默的一些反对者——劳伦斯和他在伯克利的四位同事：皮策（Kenneth Pitzer）、拉泰默（Wendell Latimer）、阿尔瓦雷斯（Luis W. Alvarez）和泰勒。在这几个人中，拉泰默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对奥本海默反对研制氢弹的动机表示公开的怀疑，谴责他具有“一种权力情结”，做事圆滑、诡计多端。他暗示奥本海默可能不忠。他还说英国的情报部门也怀疑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一个比富克斯还坏的苏联间谍。”[39]泰勒的话更带个人情结。他重述了多次约谈中表达的观点，认为奥本海默反对氢弹的做法是“有害的”。他认为不该再给奥本海默任何特许权，以免造成更大的危害。[40]
在施特劳斯的一手操纵下，听证会已呼之欲出。尽管他对听证会的前景也不乐观，但他还是准备做一切努力来赢得这场战争。他所需要的不是一场公正的审讯，而是一场能由他操纵的审判。他雇用了罗卜（Roger Robb）这位强硬的律师来做AEC的首席“检察官”。此人曾为了获得证据而不惜施用诡计，且不留情面，灵活机智。有他就保证了一半的成功。
经过多方挑选，在施特劳斯的授意下，AEC总经理尼科尔斯（Kenneth Nichols）任命了三位保守人士作为听证会安全委员会成员。这三个人都反对奥本海默。他们是曾任陆军部长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的格雷（Gorden Gray，1909-1982）、原斯佩里公司主席摩根（Thomas Morgen）和芝加哥西北大学的伊万斯（Ward Evans）教授。格雷担任主席。
在长达四周的听证会上，31位证人中的大多数都做出了有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包括贝特、I.I.拉比、V. 布什等科学界的头面人物，曼哈顿工程总指挥格罗夫斯将军，以及奥本海默在华盛顿的一些政界朋友。在那些作证反对奥本海默的极少数人中，有物理学家泰勒和阿尔瓦雷斯。
对于奥本海默的许多朋友和敬慕者来说，听证会是极为荒唐的，将反对氢弹也列为罪证，更是不可容忍。
哈佛大学前校长，时任美国驻联邦德国特派员的科南特，在听证会前就给国务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写了一封信。他向杜勒斯保证：“我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丝毫半点的怀疑。”科南特是在曼哈顿工程期间结识奥本海默的。二战后，他曾试图说服奥本海默到哈佛任教。在他们一起担任GAC委员的六年期间，他们的观点非常相近。他们之间的友谊并不亲密，但却是出于尊敬、佩服和信任。
1954年4月20日，在听证会上，科南特提出了强有力地支持奥本海默的证词。他说，如果因为反对研制氢弹就定罪，那么他自己早就有罪了。他比奥本海默更激烈地反对氢弹。在做完证一周后，科南特见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41]。向他提到了“奥本海默事件”。
差不多与此同时，V. 布什也开始了他支持奥本海默的行动。他先是写信责骂施特劳斯，认为这种指控是对“思想的控制。”4月23日，他出席听证会。他的每句话都铿锵有力：
“我认为，这个委员会不应该就一个人发表过坚定的主张，就坐在这里审判他。没有一个委员会应该这样做。如果你们要审判，就审判我。我曾多次发表过坚定的主张，而且我有意这样做。这些主张有时是违反潮流的。当一个人由于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而受到刑罚时，这个国家的状况就危险了。”[42]
布什的话让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格雷大为震动，但由于在多方面他都需要仰仗施特劳斯，他也没有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表露出来。
在做不利于奥本海默证词的人中，泰勒对奥本海默的伤害最大。当问到奥本海默是否具有安全危险时，泰勒答道：
从很多场合，奥本海默博士的行动――我这里指的是他已做过的事――使我非常难以理解。我在很多问题上与他的看法不一致，他的许多行动让我感到迷惑和难以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希望看到对这个国家生命攸关的事业掌握在我更了解，因而也更信任的人手中。[43]
最后一句话，泰勒将自己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他的后半生被孤立在科学界之外。
劳伦斯本来是准备来作证的，但在最后一分钟退却了。有人告诉他，如果做了不利于奥本海默的证词，他将遭受惩罚。其实他更担心的是他的庞大的实验室的经费问题。
经过十天休会，1954年5月27日，安全委员会做出裁决。三位成员一致认为奥本海默的忠诚没有问题。而在安全危险方面有所分歧，摩根和格雷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伊万斯对此持有异议[44]。施特劳斯没有料到伊万斯会改变立场。这个二比一的结果让他感到没有完全成功。他希望AEC的最终裁决能满足他的愿望。
在施特劳斯的高压下，总经理K.尼科尔斯正式提醒AEC的五位委员不要恢复奥本海默的特许权。施特劳斯还不惜采用贿赂手段，让其中的一个委员从赞成转为反对奥本海默。6月29日，包括施特劳斯在内的五位AEC委员进行投票表决。
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的四名AEC委员，从左到右依次是：默瑞、朱克特（Eugene Zuckert）、坎贝尔（Joseph Campbell）以及主席施特劳斯
对于奥本海默的忠诚问题，AEC的五位委员中只有默瑞（Thomas Murray）表示反对；与此相反，有四位委员认为奥本海默具有安全危险，只有斯密斯（Henry Dewolf Smyth）[45]持异议。AEC的这个决定正好是在奥本海默的顾问身份自动到期的前一天。这是存心羞辱奥本海默。
AEC的最后决定基本上反映了施特劳斯所想得到的结果。在公开的决定中，根本没有提到反对氢弹的事。这是想给人们一个印象，奥本海默不是因为反对氢弹才有安全危险的。但不可怀疑的是，氢弹问题在形成委员们的观点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决议认为奥本海默的性格具有“根本缺陷”。这主要是从“薛瓦利埃事件”中引伸出来的。
一直置身度外的艾森豪威尔，对于AEC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他打电话祝贺施特劳斯，认为他“在处理一件棘手的问题时，干得相当漂亮”。由于不知道施特劳斯在这过程中使用了许多非法手段，他认为“处理‘奥本海默事件’与麦卡锡所用的策略完全不同，美国人民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差别。”[46]
6月中旬，AEC委员朱克特将听证会的一份摘要丢失在火车上。尽管文件很快就找到了，施特劳斯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将整个听证会的记录公之于众。这样做无异违反了最初的规定，但出于私心，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做了。他认为这样可以充分地羞辱奥本海默，使之一蹶不振。施特劳斯不满足于毁掉奥本海默的政治前途，他还想破坏他的学术生涯。他利用校董的身份，煽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其他校董，除掉奥本海默的院长职位，可是没有成功。
1963年12月2日，约翰逊总统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但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依然没有恢复。
1963年，本来计划由肯尼迪总统亲自授予奥本海默“费米奖”，由于肯尼迪遇刺，改由约翰逊总统来授。这种仪式似有平反的意味，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权一直没有得到恢复。
1967年2月18日，他在喉癌的病疼中忧郁而去。
这场听证会没有赢家。施特劳斯、泰勒、博尔登的后半生和命运都与这场审判连在一起。
施特劳斯绝对没有料到的是，他也成了被羞辱的对象。1959年，施特劳斯遭到弹劾。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任AEC主席期间，将保安规程作为手段来对付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他没能如愿当上商业部长，从此远离公职。施特劳斯和泰勒的内心深处十分渴望得到科学家们的那怕只言片语的回应，但他们像贱民一样遭到唾弃。这两个被唾弃的人倒成了好朋友。这一点也不让人意外。
博尔登当时还年轻，没有料到自己的行动对前途的影响。听证会后，他就从华盛顿政坛消失了。博尔登最多不过是施特劳斯等人的“马前卒”，一个不计后果的自我牺牲品。
“奥本海默事件”是一出不该发生的悲剧。一个民族英雄，旷世奇才，受到如此屈辱，天理何容？如果博尔登当时不写信，事件可能也不会发生。一旦上交了那封信，那就只有艾森豪威尔或胡佛才能加以阻止。而胡佛并不喜欢奥本海默，艾森豪威尔又受施特劳斯的欺骗。政府中又没有一个像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那样的人来保护奥本海默，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如果奥本海默在1953年12月或稍后就辞职的话，他可能也会避免这场悲剧。但书生气太浓的他，过于低估了自己的对手，也过高地估计了对方的为人。奥本海默生活在“真理”的世界里，而这些人却生活在“利害”的现实中。奥本海默太天真，也过于温情。他的荣誉感让他想通过听证会清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污点。而他的对手却是要将他置于死地。
退一步讲，如果艾森豪威尔没有让施特劳斯来管这个案件的话，情况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不同。施特劳斯对奥本海默充满偏见，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是有可能觉察到的。最致命的一点，作为AEC的主席，且对奥本海默充满仇恨，施特劳斯还参与投票表决。这是违背公正原则的，也是艾森豪威尔没想到，也不愿意看到的。
天才需要保护，知识分子需要被尊重。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也有一个像杜鲁门政府中力挺奥本海默的国务卿艾奇逊，那么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
“奥本海默事件”极大地惹怒了美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对美国政府在奥本海默问题上的态度非常生气。他劝奥本海默辞职以示抗议，或干脆离开美国。但是奥本海默没有听从爱因斯坦的劝告。爱因斯坦后来认识到，奥本海默是对的。他对好友范托娃说：“奥本海默不是像我一样跟个吉普赛人似的；我的皮肤生下来就像大象一样厚，没人能伤害我。”奥本海默显然不同，他太容易受伤害，受胁迫了。[47]
尽管赞成奥本海默的一方，大多是身居高位的知识精英，也有掌握经济实权的人物。相反，反对奥本海默的一方都是躲在背后的人，但后者获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是反对派在政治体制中占据了一个关键职位，而且还获得了FBI的协助。加上里面从程序到成员安排，都充满了阴谋，“奥本海默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必然。尽管V.布什、科南特等科学家大佬也都反对氢弹，但没有一个人有奥本海默那么大的影响力，再加上只有奥本海默有这么久的被监视的历史。因此，奥本海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对奥本海默的审判, 造成了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493名科学家, 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的另外214名科学家分别签署了抗议声明。人们不得不问：这个国家“还需要知识分子吗”？[48]一旦知识分子的意见不能自由表达，意识形态的恐怖就开始了。右派势力趁机抬头。一些战争狂人借国家利益之名，上马一些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项目。在花费了纳税人大量钱财后，不得不下马。核飞行器的研究[49]、“星球大战计划”等就是如此。“奥本海默事件”不只是奥本海默本人的损失, 更是整个美国的损失。[50]
“奥本海默事件”很值得后人深思。在监视奥本海默多年，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保安委员会的裁决也没有对奥本海默的忠诚提出异议。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就是在AEC五位委员的最后裁决中，也只有一位委员就忠诚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至于所谓的安全危险，由于艾森豪威尔总统早就下了不让奥本海默接触机密文件的命令，本来就不存在。奥本海默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对美国社会的伤害非常大。
自“奥本海默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独立见解遭到打压。他们看到社会处于危险境地，而又不能或无法表达自己的看法，可想而知其内心的痛苦。冷战对美国的科学研究所造成的更多的是负面影响。所谓国家安全的考虑, 既没有增加国家安全，也扭曲了自然科学的真正发展道路。学界对于“奥本海默事件”中太多滥用法律，违反道德标准的地方已有不少认识，但对于超越个人屈辱之上的更大的不公正，并没有太多人提出质疑。确实，少数坏人就能兴风作浪, 假借程序公正之名，行假公济私之实。从施特劳斯在处理“奥本海默事件”上的所作所为，可以清楚地看到“程序公正”是如何遭到无情的亵渎和嘲弄的。多少人假借（实际上是违背）“民主投票”的原则, 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出来。尽管美国社会中不乏像V.布什和科南特这样的忠良之辈，但整个社会缺乏阻止施特劳斯之流滥用权力的内在机制。在一定的情形下，类似的“奥本海默事件”还会再现。“李文和事件”就是如此。[51]
注：本文的写作得到UC Berkeley的Cathryn Carson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6期第61-86页，《赛先生》获授权刊发，略有修订。
方在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爱因斯坦画传——一个真实的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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