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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吕蓓卡
来源:8字路口 (微信ID:crosseight)
1979年4月8日,北京玉渊潭公园里,几百名男男女女,正在听一个一米八七的大高个男青年朗诵诗歌。
人群中混杂着几个外国记者。最外面一圈,是神色紧张的警察。
冷漠的冰层下鱼儿顺水漂去,
听不到一声鱼儿痛苦的叹息,
既然得不到一点温暖的阳光
又怎样迎送生命中绚烂的朝夕?!
……
不要再沉了,不要再沉了,
我的心呵,在低声地喃语。
终于,鱼儿苏醒过来了,
又拼命向着阳光游去。
……
大高个男青年叫陈凯歌。他朗诵的这首诗,是诗人食指的《鱼群三部曲》。
此时,正是他和整个国家踌躇满志,满怀梦想之时。
去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场上,他发挥极好,顺利被录取。
跟他一同参加考试的一个年轻人,不到30分钟就站起来交了卷。搞得其他考生一阵窃喜,以为他弃考了。
他叫田壮壮。
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干了三年摄影,是所有同学中唯一扛过摄影机的人。主要是考试题影片分析放的是《英雄儿女》。
主演叫田方,是他的父亲。
和陈凯歌、田壮壮一起入学的,还有张艺谋、顾长卫和张黎,他们仨考的是摄影系。后来都改行当了导演,曲线救国。
北京电影学院这一年的招生,被法国电影杂志《电影手册》评为“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
他们的老师,《大宅门》导演郭宝昌后来审田壮壮和张艺谋的毕业作品《红象》时说:
完了我就坐那儿看,我就傻了,我说中国他妈的要出大师了。
和这群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一批人同时进入大学的,还有个叫宁铂的江西少年,13岁。
他父亲的同事,一位中学教师给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推举信,说他:
2岁半时能够背诵100多首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800多个汉字,5岁上学并开始下围棋,与成年人对弈,6岁开始攻读医书和使用中草药,熟读《十万个为什么》一套十本.......
阅后,方毅在信上批示:请科技大学去了解一下,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为此,中科大特为这位13岁的少年天才准备了一次高考,内容包括数学、围棋、中医诊脉和即兴赋诗。其实就是他擅长什么就让他考什么。
考试时,宁铂当场赋诗《报考有感》:
正叹惆怅身无处,不待今朝闻明昭。
倦时倍觉丹卷美,喜后更思天路高。
朱日明松笑健伟,银月暗柳乐菲瑶。
九天遨游指日待,何见小丑奈何桥。
这个过程被一篇叫《中国科学大学破格录取一名十三岁少年》的文章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从此,宁铂成了中国的头号“别人家的孩子”。
和他一起被录取进入少年班的,还有另外两个神童。
一个叫干政,他的事迹被写入畅销书《神童的故事》;另一个叫谢彦波,上大学时才11岁,干脆被媒体誉为“未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人民日报以《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为题报道了少年班的成立,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特地为他们拍摄了影片《少年大学生》在全国放映,引起极大轰动。
在前一年春天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了讲话,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主要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少年班自然首当其冲。全国人民都把强国梦寄托到了他们身上。
充满狂热希望的这一年,一个在造纸厂工作的工人姜世伟——后来叫芒克,从单位顺来纸张,和北岛一起在北大创办了诗刊《今天》。
他们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中写下:
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是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招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再等待了......
那次朗诵会后,策划者食指和北岛为了躲避麻烦,躲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当天晚上,他们俩睡的床,就是陈凯歌和田壮壮的。
01
进入大学后,媒体仍然不停追逐着少年班的大学生们。
有些时候,他们直接扛着摄影机就冲到教室里,要求他们表演各种各样的神童姿势,比如“七步成诗”。
因为很多都是中央媒体,中科大不敢拒绝。毕竟刚从北京扎根合肥,连暖气都是破格装的。
宁铂和另外几个神童收到成麻袋的信,来跟他们讨教学习方法,粉丝遍布全天下的学生和家长。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一线的流量明星。
但是,少年班开课的时候,才发现麻烦大了。
因为他们这批学生都是靠推荐进去的,选拔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严重偏科。比如物理这科,班上最高分99,最低分才24。这样的两个学生,如何在一起上课?
有些学生只有十一二岁,年龄太小,晚上皮的不睡觉,到了饭点又不吃饭,逼得老师们还得干托儿所阿姨的活儿。
中科大脑瓜子都给整大了几圈,不得不开始讨论,这个少年班还办不办?
中科院是中科大的直属上级单位,这一讨论到了中科院直接就被否了。全国人民、中央领导都如此关注的少年班,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不过,1980年第三届少年班招生的时候,中科大还是改了招生方式,不再采取破格录取的模式,而是统一让他们参加高考,再复试录取。
对天才神童,还是得靠应试教育筛。
同一年,也是《今天》被叫停的一年。
当时读诗写诗的盛况,柴静在给野夫《身边的江湖》写的序中这么说:
20世纪80年代的江湖,流氓们还读书。看着某人不顺眼,上去一脚踹翻。
地下这位爬起来说:
兄台身手这么好,一定写的一手好诗吧。
没有被主流媒体关注到的诗歌,靠着北岛芒克一群人把《今天》印成大字报的形式,从文化部的大门口贴到了王府井的大街上。他们前面贴,后面人山人海的跟着。
人山人海中,就有顾城。他看到杂志末尾歪歪斜斜的一行编辑部地址——东四十二条76号,就找了过去,加入了《今天》。
这之后,他写出了那首《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今天》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1980年9月份,这本诗刊被叫停。
停刊停不了他们的笔。北岛写出了《陌生的海滩》,舒婷写出了《会唱歌的鸢尾花》,顾城写出了《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江河写出了《星星变奏曲》......
这些诗备受追捧,但有人坐不住了。
作家章明在作协主办的《诗刊》上发表了一篇《令人气闷的朦胧》,说:
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
诗人杜运燮的《秋》有一句“连鸽哨也发出了成熟的音调”。章明老师批评说:
鸽哨仅仅是一种发声的器具,它的音调还什么成熟不成熟之分?
这都受不了,看来这口是真不适合你。没想到,为怼而生的朦胧一词,竟成了这股诗潮的命名。
1983年,一个19岁的安徽青年从北大法律系毕业,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
他也是个神童,15岁考上北大,但北大当时没办少年班。因此,尽管他比宁铂大一岁,大学毕业却晚一年。
毕业前,他自费油印了第一本诗集《小站》,第一句写道:
我年纪很轻,不用向谁告别,有点伤感。
一年后,他发表了《亚洲铜》和《阿尔的太阳》,署名:
海子。
02
大学毕业后,高干子弟出身的田壮壮和陈凯歌留在了北京,西安人张艺谋被分配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
刚开始,张艺谋还以为广西厂在桂林,因为他只知道广西有个桂林。后来听说在南宁,他一看地图,南宁在最南边,最底下,再往前两厘米就到越南了。
他去找老师谈,不想去广西,但也没用,只能服从分配。几十年以后,他因为超生被罚了七百多万的时候,户口还在广西。
去了广西,其实不一定是坏事。后来有一篇文章列数《喜欢广州的60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离北京远。
1984年,广西厂用四倍工资把陈凯歌挖了过来拍《空谷回音》,也就是后来的《黄土地》,让张艺谋给他扛摄影机。
这部影片是陈凯歌的处女作,讲的是黄土高原上一位农家女反抗传统婚嫁习俗的故事。
八十年代其实是一个很开放又很保守的年代。电影还没开拍,就因题材敏感被叫停了。
郭宝昌给陈凯歌出主意,让他把影片采风时的所有情况如实讲给电影厂的人听,让他们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拍。
结果陈凯歌把一屋子的人都说哭了。顺利通过。
《黄土地》拍出来之后,在法国三大洲国际电影节、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英国伦敦国际电影节、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不断获奖。
广西厂为此给张艺谋发了不少奖励。张艺谋他爸闻声赶紧给张艺谋写了一封信,说:
我同你妈商量过了,以为3000元奖金过多,应辞谢不收,三室一厅的房子也不宜接受,你在广西孑然一身,要它何用?不过虚设而已。
唯有提升两级工资可以接受,这是对你劳动的报酬。
张艺谋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长得比他还像兵马俑,1949年还在当国军的后勤军需官。所以十分明白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
也是在这一年,中国男足在新加坡第三次参加亚洲杯。
12月3日,中国队首战亚洲劲旅伊朗队,结果以0:2告败。虽然这在今天看起来很正常,但当时赛后,中国和新加坡的媒体纷纷评论:
中国队斗志不旺,防守不严,球门不佳,指挥不力,令人失望。
那个年代,形容国足失败的词汇还很丰富。
为了保证出线,在接下来的三场分组赛中,中国队只能胜,不能平。
第二场比赛,中国队以2:0踢赢了新加坡队,并越战越勇,又3:0战胜印度队,5:0战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队,取得了小组赛的第一名。
此时全队情绪高昂,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又击败了上一届冠军科威特队。
结果,中国队在和沙特队的决赛中,临场失常,前锋操之过急,攻关失准,屡失良机;后卫放松盯人过多出击助攻,使对方趁虚而入,以0:2丢掉了近在咫尺的亚洲杯冠军。
没有人知道,这场比赛,是中国足球历史上距离“冠军”两个字,最近的一次。
用《活着》《霸王别姬》编剧芦苇老师的话说:
我很高兴,以为我们终于起步了。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这年的国内,邓小平亲自接见了回国访问的诺奖得主丁肇中,讨论到人才培养的问题时,他说:
少年班很见成效,也是破格提拔,其他几个大学都应该办少年班,不知办了没有。至少北大、清华、交大、复旦应办一点少年班。
此话一出,被点名的这四所大学在内的12所高校纷纷办起了少年班。
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标准上直接写着:年龄15周岁以下,智商130。
各个省市开始大规模搜刮神童,向少年班输送人才。1982年到1986年间,光一个江西的临川县就向各高校少年班输送了34名学生。
临川县是北宋文豪王安石的老家,有出神童的优良传统。王安石十三岁就写出了《同学一首别子固》,名扬一时。要搁现在,王安石也得被搜罗进少年班。
这也了给各位家长们一种幻觉,神童是可以批量培养的。很多人砸下重金,给孩子报“神童速成班”。
广告文风一般是这样的:
10天神童速成班,高速记忆千字文,看一次可背7成。
你能10秒钟内口算出999999999乘82等于几吗?神童速算可以。
无数家长就这样被忽悠了。这种忽悠行为,用北岛的一句诗形容,就是: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下一句,你自己去查吧。
03
1985年5月,带着亚洲杯亚军的光环,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把澳门队踢了个6:0。
那个时候,留给中国队的弱队还很多。
5月19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队迎来了最后一场比赛,对战香港队。
当时定下的目标是,踢香港个4:0。国家队主教练曾雪麟要求队员们:开场15分钟内必须进球。
比赛还没开始,工体内的7万多球迷就做好了庆祝胜利的准备。
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后,全场球迷却是死一般的沉默。
因为,中国队1:2,输了。
几年前红遍全国的话剧《于无声处》,它的最后一句台词是: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这句台词。一瞬间,汽水瓶子、喇叭、果皮等能扔的东西,统统从看台往队员们头上身上飞去,跟植物大战僵尸似的。
球迷们还对香港队的人直接动手,把他们坐的大巴都掀翻了。还有气不过的球迷到场外见车就砸,把司机拉出来就是一顿打,公交车上的售票员都不放过,谁管你是不是劳模漂不漂亮。
路透社驻北京的一个记者见状赶紧准备撤,一堆球迷围上去冲他吼:
谁好?中国?还是香港?答错我宰了你!
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的一道送命题。
警方最后带走了127个人,还有2个人被判了流氓罪。这两个人,成了中国最早的足球流氓。
法新社不怀好意地说:
中国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了。
1986年,在改革开放窗户口的深圳,举办了一场“中国诗坛: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打出标语:
新中国现代诗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断代宏观展示。
当天,全国各地跑来参加的门派达60多个。幸亏是在深圳,这要是在华山,估计都站不下。
他们派、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撒娇派、病房意识派、黄昏主义派、三脚猫派、莫名其妙派……都从天而降。
在顾城海子忙着谈恋爱的这一年,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不止于此的诗人。
这场大展是新一代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各派系还带着自家的宣言。
比如,莽汉主义宣称:
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
大学生派说:
它(诗)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
“病房意识”说:
诗语言,应如驴叫,怎么得劲怎么嗷。
有一首叫《第三代诗人》的诗中这样描绘:
一群斯文的暴徒
在词语的专政之下
孤立的太久
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
占据不利的位置
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
洒一泡尿
使分行排列的中国
陷入持久的混乱
他们用这种方式急不可耐的宣告自己的反叛。
为什么非要反叛不可呢?
举个栗子。
那一年,中国音协举办了“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这是一场代表主流音乐界审美的赛事,在全国多个赛区举行。
有个北京的朝鲜族小伙,带了两首歌去,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他和朋友们垂头丧气地回来。
这两首歌分别叫:
《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
看名字就带着一股反叛劲儿,自然要被评委们刷掉。
这场大赛上有一位评委,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歌唱家。
最近,他的一首歌又开始火了。
美国的兵,它是个废货
纸糊的老虎空空的壳
在朝鲜咱们跟它较量过
那么呀呀得儿呦
它一举手,一抻脖
腿肚子转筋打哆嗦
乖乖地交了枪当了俘虏
那么呀呀得儿呦
(白):哈哈!它傻呼呼地呀
还净是大个儿!
……
04
靠扛摄影机出名的张艺谋又跑去当演员拿了几个影帝,1987年开始转型做导演。第一部电影,他打算拍莫言的《红高粱》。
莫言说,自己对张艺谋改编剧本没有任何要求:
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你要“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实验原子弹,也与我无关。
结果,看到最后的剧本莫言还是一惊,因为张艺谋做了大量的精简,就剩了几十个场景,他十分怀疑:这几十个场景就能拍成电影?
后来发现,“颠轿”一场戏,剧本里只有几句话,在电影里足足“颠”了5分钟。
前脚表完态后脚就不得劲,可见这问题不在莫言还是鲁迅,而在人性。
开拍的时候,张艺谋为了贴合原作,把场地选在了山东高密。实际上,如火如荼的红高粱是莫言瞎编的。高密的高粱,不火也不荼。
张艺谋没办法只能雇当地人,现种了两块地的高粱。
但没想到,群众们拿了钱只管种,不负责长势,外加上天一直不下雨,高粱最后全都半死不活,高的不到一米,低的也就几拃。
这说明他读《红高粱》时一定没读仔细,莫言在里边都写了:
高密东北乡是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地方。
老谋子又去找县里领导批了5吨化肥,当时只有到政府那里才能买到平价肥,要不然就只能花高价买条子肥。他这次长了个心眼,天天亲自去地里浇水。
一年后,《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拿了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拿这个奖。
莫言说:
我回北京,深夜走在马路上还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电影确实是了不得。
1988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七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
假若我们总对新的艺术形式持排斥的态度,那艺术还有发展的前景吗?但愿崔健和摇滚乐所遇的不公正遭遇能成为历史的绝响。
文章发布后,崔健的父亲连夜给编辑部打电话,说感谢党报为儿子说话,从此他们不再担惊受怕:
我儿子干的是正事儿!
也是这一年,海子的父母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电报,上边写着:
査海生病危,请父母速来。
当他们赶到学校后被告知,25岁的海子已经在3月26日山海关卧轨自杀。在这之前,他写了5封遗书。
其中一封写给骆一禾,说诗稿在昌平的一个木箱子中,如可能请帮助整理一些。
看到信后,骆一禾把原本为自己出版诗集的书号让给了海子,还和西川一起在北大组织了“海子诗歌朗诵纪念会”。
《人民文学》、《诗刊》等大刊们陆续发表了纪念海子诗歌的专栏,这让海子获得了比生前更大的名气,尽管以前这些名刊们对海子并不上心。
海子的好友突然变得多了起来。
有人提出设立“中国诗歌节”,日期就定在海子卧轨的3月26日。
有人甚至从海子家里拿走了海子的遗嘱、海子的书,甚至医生对海子自杀做出的诊断书。后来大部分都被追回了。
2个月后,骆一禾写完《海子生涯》,也因脑溢血倒下了。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海子的离世:
相对论中有一句多么诗意,关于巨大世界原理的描述:
光在大质量客体处弯曲。
这一年,北岛远走香港,顾城定居新西兰,新一代诗人的热潮也消散了。
于坚在那首《尚义街六号》的后半段,已暗示了结局:
恩恩怨怨 吵吵闹闹
大家终于走散了
剩下一张旧唱片 再也不响了
我们常常提到尚义街六号
说是很多年后的一天
孩子们要来参观
时间就这样走入了90年代。
05
1990年,黑豹和北京的几支乐队打算去深圳搞个演唱会,就叫“1990深圳之春”。
本来一切都谈妥了,深圳那边突然说:
深圳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那些演员的长头发会带来什么影响?
他们赶紧到处找人,到各个单位拍胸脯表了一遍忠心,演唱会才没告吹。
1992年,陈凯歌接下了《霸王别姬》。
考虑到题材有些敏感,陈凯歌找编剧芦苇写了个假剧本,到电影局过审立项拿到了版号。因为他不想电影还没拍,就先自我阉割。
看到假剧本,电影局的官员们一脸懵,问大导演陈凯歌干嘛要拍这么个电影,陈凯歌说我就想拍这个电影。
这部剧的演员是《霸王别姬》的制片人徐枫出面找的,选“霸王”时,她本来找的是姜文,结果姜文非要演虞姬。
要是徐枫答应了姜文,就没哥哥什么事儿了。不过,霸王可能只有让陈凯歌自己来演了。
王菲亲口承认与窦唯关系在1993年,这一年,《霸王别姬》在内地拿下了4800万的票房。而当时一张电影票才4块钱。
要按《复联4》50块的均价算,《霸王别姬》的票房放到今天,得60亿。
1993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上,《霸王别姬》一举拿下金棕榈奖,到现在为止它都是唯一获得这个奖的中国影片。
但好票房并没有换来内地媒体的追捧,相反,当时国内报纸上报道的画风是这样的:
性别错位,还是性格扭曲?
同性恋是同吸毒、卖淫、赌博一样的社会公害,是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反映。
难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今天,还能向广大观众兜售精神垃圾吗?
这让《霸王别姬》得了金棕榈奖也不敢宣传,大陆片方推脱说这片子是港台的,港台说是大陆的。
国外的媒体却一口一个夸,纽约时报说: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新高峰,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旷世巨作。
这一年,田壮壮的《蓝风筝》也完成了拍摄,拿下了东京国际电影节和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上的最佳影片。
但在国内,这片子却因题材敏感被404了,田壮壮也遭到了8年的封禁。
要怪只能怪《蓝风筝》的投资方没有个姓D的熟人。
给陈凯歌写《霸王别姬》剧本和假剧本的芦苇在这一年跑去给张艺谋做编剧,写了另一个剧本《活着》。
拍《活着》时,投资方是个台湾的传媒大亨叫邱复生,不差钱的家伙,之前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是他参与投资的。
给《活着》选演员时,张艺谋看中了葛优。他找葛优谈片酬,说:片方已经决定给你演了,现在就谈片酬,你就放胆要吧。
葛优一咬牙,说60万。在这之前,他片酬只有10万。
片方一听,马上签约。结果事后张艺谋对葛优说:
优子,你知道片方给你准备了多少钱?300万。
1994年,中国举办了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
足球职业联赛刚开始搞第一届,就在时间上跟世界杯撞上了。按照国际惯例,职业联赛在世界杯期间一般都要休战。但赞助商的钱都拿了,只能硬搞。
没想到,世界杯期间,中国足球联赛的观众人数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那个年代的中国球迷,不仅能996,还能007。
也是在这一年,大连的足球俱乐部改名了,叫大连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
万达队的很多比赛,王首富都亲临现场,他说:
俱乐部要取得最好的成绩,要保证球员休息好吃得好,旅行要坐飞机不能坐火车,客场要住最好的宾馆,比赛要发最高的奖金,这些都是取得好成绩的物质保证。
在那时的大连,很多人把王健林当做大连足球的象征。
就像提到熊猫直播,很多人会想到王思聪。
四年后,王健林高调宣布:
万达集团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对中国足球黑暗的抗议。
就像提到王思聪,很多人会想到熊猫直播的倒闭。
在这一年的北京,魔岩文化发行了三张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按照台湾人的搞法,这三个人被合称为魔岩三杰。其实就跟小虎队一样,是个宣传的噱头。也是淘汰了一些在当时很有名的摇滚艺术家,才选出的他们仨。
至于淘汰了谁,你猜。
张培仁这年想给他们仨和唐朝乐队举办一场演唱会,考虑到大陆音乐市场不成熟 ,把地点选在了香港的红磡体育场,取名“摇滚中国乐势力”。
为了给演唱会预热,他提前找来了几家媒体采访魔岩三杰。在采访中,一个记者问何勇,怎么看待香港的四大天王。何勇说:
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除了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都是小丑,不服气的话,大家可以出来比试比试。
这种行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碰瓷上热搜。
12月份,到了魔岩三杰去香港那天,提前到香港的张培仁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所有人过海关时的证件都是假证,窦唯的证件上写的是:
河南人。
张培仁问为什么都是假证?对方说出了直击灵魂的一段话:
你这事文化部批了吗?北京文化局准了吗?新华社知道了吗?都没有,哪来的真证件?
06
去年9月,是中科大少年班开办40周年。
《南方周末》做了报道说,2009年,中科大少年班新一任院长上任后,明令要求禁止学生私自接受媒体采访。而校方又不接受采访。
其实,早在九十年代,中科大就已经拒绝媒体了。
实在是被宣传怕了。
当初的三个神童宁铂、谢彦波、干政,并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成为大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宣传得最多的宁铂干脆出家为僧。
宁铂的一个同学说: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
为了避免学生年龄小不易管理的问题,中科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非常谨慎,倾向于接收14-15岁的学生,并为学生设置4-6年的弹性学制。
新生入学后,安排的第一节课就叫:
认清你自己。
千禧年前后,当初的12所高校相继停办了少年班,只剩下了中科大、西安交通大学和东南大学三所。
中科大少年班学院的所有教职工都要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而东南大学则为每一个少年班学生都配备了一位生活导师。
2016年,中科大公布了一组数据:过去38年,有3400多名本科生从它的少年班毕业,其中74%活跃在企业和金融界。
靠一批神童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引领整个国家走向富强的国民梦想,早已不再。
那个激情勃发的年代,很多事情的结局,跟人们期望的都不一样。
就像那句老话:
红磡之后,再无红磡。
摇滚乐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流行起来,而是持续在地下生存了好多年。
红磡的辉煌,并不代表它就成了一种能被中国大众快速接受的音乐。哪怕在香港,它也只是一朵转瞬而过的小浪花。
在这个国家流传最广的,还是口水歌和农业重金属。
就像乐评人李皖所说:
灼热的摇滚直接走向无言,再也没有呐喊可以振奋人心,贯彻大街小巷的多是情爱之音。
《球报》《中国足球报》《球迷报》相继停刊,中国足球正在快速被遗忘。
第五代导演们也纷纷进入了自己的老年期。
陈凯歌被媒体施以这样的标题:“霸王面壁”“霸王远去”“旧日霸王,陈年凯歌”……
张艺谋拍了流量明星认脸大戏的《长城》,豆瓣评分4.9。《好莱坞报道》评论说:
这是导演和演员职业生涯中最无趣的大片。
去年,中国人看电影花了600亿人民币。只是,在电影院为《复联4》泪目的年轻人,可能连田壮壮是谁都不知道了。
当一切匆忙落幕,我们才明白。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它的每一寸进步,都来之不易。
1978年,北岛在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陌生的海滩》中写过一段话。
现在看来,恰似对那个时代的提前致敬。
风帆垂落
桅杆,这冬天的树木,
带来了意外的春光
冬天的废墟
缅怀着逝去的光芒。
你靠着残存的阶梯
在生锈的栏杆上
敲出一个个单调的声响。
正午的庄严中,
阴影在选择落脚的地方。
所有的角落
盐粒凝结昔日的寒冷,
和一闪一闪的回忆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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