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仿佛是如今香港的魔咒:
政府为调控房价所做的所有努力,最后都会被根深蒂固的房地产恶龙所吞噬,变成更大的恶龙。
我不知道香港的中产阶级明不明白这一点,但不管明不明白,他们已经作出了选择。
去年,我到珠海、香港出差,主要是为了看看刚刚建成的港珠澳大桥。
一个香港导游带我们坐上了大屿山的缆车。缆车一个来回大约要半小时以上,我们就开始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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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同行的大陆朋友关切地问:
“大屿山这一片这么多海,如果填海造陆,你们就不用过得这么挤,房价也不会这么高了。”
导游原本对我们很友善,一听到这话,马上阴了脸,语气也很紧绷:
我买了房的,花了好多钱的。房价降了,我不是要亏钱?
“对我来说,还是绿化和海景比较重要。
“香港人周末都可以来大屿山玩。如果填了海,你们今天就没办法来大屿山玩了。”
香港人看不懂大陆人,觉得我们不懂环保的价值。
大陆人看不懂香港人,觉得他们不懂居住的尊严。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香港人对房价的看法,已经病入膏肓:
所有的有房者,竟然已经和他们原本的敌人——房地产商,形成了广泛而深刻的共识,认为他们和房地产商是利益共同体。
少数躺着赚钱的商人,已经成功裹挟了民意。
恶龙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家放弃了与它战斗。
不但放弃,而且选择与它共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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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经典理论,叫做囚徒困境

它的内涵很丰富,其中有这么一个洞察,我觉得很有意思:

两方在博弈的过程中,原本有可能通过合作来实现双赢。但是如果大家都只顾着个人利益,则有可能最终做出的选择,并不是这个团队的最佳选择

囚徒困境: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8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10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抵赖的话判10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8年,比起抵赖的判10年,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8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显然这个结果好。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如今的香港,正在这样一个矛盾里:

六大家族和普通人,其实都希望香港能变得更好。但是双方都保守地、从优先保护自己利益的方法出发,最终便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

谁先退让,谁就吃亏。都不退让,香港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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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双方都不愿意吃亏的囚徒困境里,其实有一个第三人,一直在寻找转圜的机会。

这就是大陆。

大陆一直在给香港输血,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从1961年开始,内地一直向香港供水,每一千加仑象征性收1毛钱。1965年的输水工程动用了两万名民工,3584万元人民币,后来的四次扩建累计花费76亿,防护林花费上百亿。

为了保证水源安全,东江沿线的重工业项目迟迟不能动工。而东江大旱时,即便东莞、深圳的水不够用,大陆也一直优先保证香港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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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早期香港市民排队挑水

香港回归20周年来,华润集团给香港提供了2600万头生猪、2.2亿只鸡和78万头牛。香港市民吃的新鲜猪肉一半来自华润,新鲜牛肉全部来自华润。

世纪之交的港币保卫战,也是大陆站在香港汇管局的背后,才打退了索罗斯们,保住了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到今天为止,虽然香港的痼疾仍然严重,但是也是因为大陆的输血,香港仍然维持着东方之珠的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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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当年拿出一点点自己用剩下的边角料给香港,香港人一直记到今天;大陆拿出最好的东西,真诚以待,却换来了香港如今的情景。

此情此景,倒是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

升米恩,斗米仇。

不说了,再说就要出脏字了。

最后,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在香港捣乱的,只是一小撮港独、废青。大部分的香港人,还是好的。

刘德华配音的那个宣传填海造陆的视频,题目叫做《让下一代看见》

下一代人,究竟要一个怎样的香港?

视频在开头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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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香港,还有没有希望?

如今的香港,是很难。但并非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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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走的路,是很难。但是大陆同胞,愿意跟你们一起走。

如果激怒了大陆,你们只会失去更多。包括今天仍然拥有的东西。

港独请自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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