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随着冷战的结束，诸如瑞典这样的夹杂在世界两极的中间国家很难再左右逢源获得先进的技术，在冷战时期瑞典的萨博系列表面上是瑞典自研，但其子系统非常依赖北约国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新一代的瑞典显然失去了被美国大力扶持的意义，拿不到新的先进的子系统也是瑞典放弃自研转而和英国进行联合研制六代机的原因。而台湾地区也因为我们的强盛而迟迟无法获得美国的新技术支援，只能依靠一些不入流的技术对手上的IDF进行改造，已经不可能再自研下一代战机。尤其是美国在特朗普的鼓噪下，正试图重整美国航空业的雄风，这时候美国显然不会将自己的高端技术转让给第三方进行新战斗机研制，而是会大力推销F-35来满足国内的各行业工作需求。

其次还有钱的问题，新一代战斗机的生产相比以往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自动化产品投入带来了巨大的初始成本，而战斗机轰炸机越来越重型化更是在极大的提高制造这些制造工具的成本同时，也提升了自己的制造成本。如果说初始成本高还好，我们可以多生产来均摊成本，一万的研制成本在生产一万份时，四舍五入就是没有研制成本。因此作为厂商，肯定希望是部队购买多多益善，比如先来一个中队的SU-27进行防空，再来一个中队的SU-30反舰，再来一个中队的SU-34对地，再来一个中队的SU-35进行制空作战。但是偏偏不巧的是，为了控制使用成本，军方更偏向于重型化和多用途化的战机，通俗的说，就是我只想买一个中队的战斗机，但要比原来的战斗机作战半径大，还能干原来好几个中队的活，对地打击对空截击对海反舰都能用。

在多功能的前提下，大家都希望新一代战斗机是F-35的那样，没有什么太多子型号，对地对空对海甚至电磁干扰都能干。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对新一代战斗机的需求量，而大航程使得更少的几个空军基地就能控制甚至比原来还多的空域，从编制上也减少了需求。而缺乏足够多订单的后果，不但是飞机的研制成本不能摊开，也使得制造时工人熟练度始终维持在低水准，都大大增加了成本。

反过来，在有大量内部订单情况下，飞机的外贸报价也能随着成本而降低，从而靠物美价廉吸引更多的订单，产生一个循环。现在美国制造一架F-35A在现有的大量订单后能做到报价低于8000万美元，而日本独立组装的成本一开始直接飙到了150亿日元（约1.36亿美元）！这价格一度让日本政府想关停生产线直接进口整机，扶持本国归扶持本国，这一架飞机贵70%谁受得了，好在随着组装熟练度的提升，到19年年底时，日本防卫省宣称国产价格为93.7亿日元，比进口价94.2亿日元还低一些。作为对比，国际市场上，苏-35等准四代机的报价也在8000万美元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在未来军售上，美国通过大量盟友的均摊成本，可以在外销时进一步压价来获得更多的订单，产生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

此外，与很多人想的不同的是，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和热力学从开始发展到现在，一直是一个充斥着大量经验公式的学科。现代的工业设计上虽然大量使用了计算机仿真，但是这些计算机仿真时的数据来源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前人无数实验数据的收集和汇总，在战斗机和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更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美苏在冷战后试飞了大量的验证机就是用于积累经验，而我国现在也有大量的风洞群可供实验甚至等比例模型吹风，但无论验证机的制作还是风洞群，都需要大量的空余场地、观测设备与资金。要知道，在现代国家的大型靶场、实验基地里的那些跟踪设备往往是比那些和等重黄金差不多贵的飞机更贵的。

除了技术、资金之外，另一道隐形门槛是社会整体规模和人口规模，而这也是最难解决的。在资金上来说，国家越大人口越多，相同条件下能供养的军队就越多，能装备的战机数量就越多，国内订单的数量就足以将战机价格压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而在研发上，整体上武器装备的战斗力是越来越高，功能越多，所需要的部件越多，这样涉及的学科，配套人员和企业就越多，而这一整套产业人员的规模最终会随着几次技术革命而超出小国能承受的范围从而退出。举个最通俗的例子，假设一架现代化战机背后需要100万相关从业者，对于中国来说，这只是我国人口的万分之7，而对于韩国来说，这却是人口的百分之2。一个飞机制造厂每天需要消耗的电量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九牛一毛，但对韩国来说可能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在石器时代时人人都能制造武器，造一把最先进的武器只要晚上休息时就能磨出来，并不影响第二天打猎；而到了铁器时代就需要众多农民供养多个脱产铁匠来打造盔甲刀剑。同样在二战，一个小国就可以养得起“脱产”（指产品不会投入到社会生产中）的工厂，并维持的还不错，比如捷克的38t坦克就很有名。但是到了二战后，随着技术集成度变高，设备在先进的同时，对产业链要求也高了。而且现代战斗机也越来越大，而越大的飞机就需要更大型的专用生产设备，这就进一步提升了制造门槛。而这些专用设备往往并不能直接用于民用，这就使得这些先进的人员和工厂是一个“超然物外”的状态，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上而言，如何均衡好这些脱离社会生产的企业和部门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美国在二战时期拥有莱特、寇蒂斯、共和、道格拉斯、沃特、格鲁曼、麦克唐纳、诺斯罗普、波音、马丁等十多家飞机制造公司，而今天，在惨烈的兼并大战后，只剩下了波音、诺格、洛马还能为人所熟知。

诞生一百余年来，飞机已经逐步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而且可见的会愈发庞大，譬如歼20相比歼10就至少多了新材料，飞控，空气动力学设计，空气动力学模拟，风洞实验，新发动机研制(这一项就能折腾死90%国家)，新救生系统，新航电，综合光电探测等子系统需要近似从头开始的工作，而下一代战机需要的技术只会更多。

这种高技术的集成对人力的需求也是非常恐怖的。举例来说，美国阿波罗计划高峰时有80个科研单位，200家大学，2万家企业超过30万人为之服务。这些投入虽然最后是有“收益”的，但那毕竟是“最后”。在项目最初时这就是纯粹的投入，抽调的出这么多国家精英人员出来参与一个项目而不是让他们从事社会生产，这是比烧钱更难的事情。最恐怖的是，你甚至看不到这些投入什么时候是个头。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航空工业的人才不能在石头里蹦出来，也是需要时间、精力去培养，就拿台湾地区的IDF来说，在自研IDF前台湾已经通过修理F-5和自研AT-3教练机获得了不错和比较完整的航空工业与制造研发体系。能几十年如一日的烧钱和养“闲人”的政治实体，是一个一巴掌能数出来的数量。

因此，可预见的未来小国将进一步被剥削和削弱，甚至完全会放弃武器自主化转而因为军售而与大国的依附更深，而中等地区强国才是最难过的，想咬牙继续压赌注又没实力，想当狗别人收不收另说，自己也不愿意。而这也是对我们大国的鞭策，只能继续前进而不能再搞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一类的谬见。在你死我活的技术竞争中，再落后可能就真的没什么救了。

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军事工业在获得大量投资时也要反哺民用制造业，譬如互联网与精密加工。一个大国固然需要投资国防工业并做到独立自主，但只有在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下，这套体系才能自发运作并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