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
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
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
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渝新欧亚欧大陆桥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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