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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远川科技评论（ID：kechuangych），作者：陈帅、董指导，编辑：李墨天，支持：邵翔（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助理教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0年，日经新闻网站（NIKKEI）发布了一篇报道[2]，里面揭秘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前的夏天，几位美国官员拜访了一家台北的苹果供应商，直截了当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更多产能转移到大陆之外的地方？为什么不加快行动？”
“制造业迁出中国”算是近两年的热门话题，热门的目的地除了印度，就是越南，前者工业基础薄弱，后者体量实在太小，基本只能做做组装手机的生意。事实上，真正能承接大陆的制造业体量的目的地，是整个东南亚。
位于越南河内的三星工厂
与很多人的惯常认知相反，东南亚并不是一个香蕉共和国的合集。在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的价值1540亿美元的芯片中，就有超过300亿美元来自于东盟国家，占比接近20%，远超橡胶、铜铝、海鲜等人们印象中的东南亚土特产。
中国制造业的最大威胁其实是东南亚
虽然国内一直有“别让制造业跑了”的忧患意识，但东部地区高企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难承载太多电子组装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坐拥4亿人口，一半国土面积的广袤西部随之跃然纸上。从这个角度看，要回答制造业能不能留在中国，其实是在回答，中国西部怎么与东南亚竞争？
一边是坐拥漫长的海岸线和世界十字路口的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西方列强毫无戒心的扶植和转移。另一边是全球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高效而审慎的技术官僚政府，和建国后数十年积累的重工业基建能力。
两者的缠斗并不是起于去年，而是跨越了三十多年，双方用自己手里的牌连续进行了三次交锋，来决定谁才是真正的世界工厂。
第一回合：东亚地中海的昙花一现
80年代中期，日本制造业势不可挡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日美贸易冲突，催生了第一次东亚的产能大转移。
1985年，美国逼迫日本签下“广场协定”，希望利用日币大幅升值以削弱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但日本却悄悄地搞起了“转口贸易”来应对，对外投资井喷，5年投了1700亿美元，大把日元洒向东南亚的四小虎，超过一半都是制造业投资。
以四小虎为目的地并不是偶然，1980年开始泰国炳·素添政府、马来西亚的马哈尔迪、菲律宾的拉莫斯都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发展的改革，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三板斧：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鼓励出口，金融自由化。再简单一点，就是对外资“门户开放，欢迎客官来玩”。
开放的效果很显著，在日本廉价资本的灌溉下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跟进下，四小虎形成了三个相对高端的制造据点：
第一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半导体联盟。
得益于淡马锡的雄厚财力和西方的产能转移，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自1960年代开始崛起，坐拥当时世界第三大半导体制造商特许半导体，世界第三大和第十大封测厂：星科金朋和UTAC（优特半导体）。有新加坡这个大哥，马来西亚也跟着喝了口汤，马来西亚的槟城，就有一个特色的称号：东方硅谷。
1968年，英特尔在美国开办了第一家工厂，4年后，就在槟城开设子公司，直到今天，英特尔在槟城依然拥有10座现代化组装厂，是其在全球最大的组装厂、实验基地和设计研发中心。
英特尔的入住带动了大批西方公司，AMD、惠普、歌乐、美国国家半导体、日立、和博世等公司纷至沓来。鼎盛时代，据说全球有1/3的半导体封测在此进行，即使到今天，马来西亚一地的封装产业，依然占据了全球13%的市场，使其成为世界第七大半导体出口国，出口值和日本相仿。
第二个：日本一手布局，菲律宾的被动元件。
比起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东西方左右逢缘，底子更差的菲律宾则选择了全盘追随日本。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逐渐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提供国，直到1990年代，菲律宾接受的政府发展援助（ODA）中还有超过50%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把自己的看家法宝被动元件布置在了菲律宾。
作为电子工业的原料，电容、电感、电阻三大被动元件一直被日本厂商把控，但常为人忽视的是，日本的产能却是双头布局：除了日本本土，还有一个菲律宾的产能基地。即使到今天，半导体出口依然占菲律宾整体的30%。
第三个：泰国的PCB板（印刷电路板）、硬盘和汽车。
在日本的扶植下，泰国的汽车产量一度比肩法国，取代稻米和橡胶，成为泰国最大的产业。曼谷湾两侧布满了丰田、日产和凌志的汽车生产线，一副“东方底特律”的沸腾景象。2015年，泰国乘用汽车生产量191万辆，商用车76万辆，位居全球第十二位，比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三国的总和还多。
被称为电子系统产品之母的PCB板，泰国则占了东南亚40%的产能，位居全球前十，与意大利难分伯仲。硬盘上，泰国则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生产国，一直占据全球1/4以上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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