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越南人力成本比西部低20%以上，也没有美国强加的关税，原材料、厂房、能源、价格也与中国相差无几。这也是不少产业链愿意追随苹果和三星外迁的直接原因。更重要的是，越南也有样学样的玩起来各种园区和保税区，这让中国不得不打出新的牌来守住产业。
这张牌就是，用基建狂魔的传统艺能，改变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
第一个要素就是能源。巨型水电站和光伏电站，正在一南一北地改变中国西部能源结构。
2016年，在四川省和云南省交界的金沙江附近，数百台翻斗车和重型挖掘机正在络绎不绝地从附近的山路上赶来。而在这里施工建设的，是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该水电站预计在2022年完工，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600亿度，接近越南全国发电量的1/3，造价也高达1778亿元，相当于越南财政一年1/3的收入。
白鹤滩的准备工程规模浩大，先需要安置7个县11万多库区移民，再修上13座大桥和30公里隧道用于交通，整整花了5年时间才处理好了外围。而水坝里则有16台50多米高、8000多吨重的百万千万巨型发电机，每一台重量相当于一座法国埃菲尔铁塔，也被誉为是水电行业的“珠穆朗玛峰”。
白鹤滩水电站施工现场
在中国西南，长江电力主导的金沙江、华能水电主导的澜沧江、国投电力和川投能源主导的雅砻江上，14座大型水电站交替开工和竣工。它们的电力，将是三峡发电量的四倍以上。其中白鹤滩、洛溪渡、乌东德水电站将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第七大水电站。在2022年以后，中国无疑会包揽全球水电站的冠亚季军。
与西南水电同期进行的，还有西北的光伏发电。在过去的十年里，光伏长期被人冠以“骗补”的嘲讽，中国光伏企业也在残酷的技术路线选择中一茬茬的破产，但在2019年，人们终于惊奇的发现，已经有19个省能够实现光伏发电成本与煤电打平，并且依旧在以近20%的速度降低成本。
达拉特旗光伏电站
另一张牌，则是用改善交通，降低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具体来说，就是用密密麻麻的高速和高铁将西部整合成一张不输东方的交通网，东部的零部件，原材料可以低成本、顺畅地输入到西部的生产基地。
2019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53公里，在全国位居第七位，超过江苏，但这个里程背后，世界前100名高桥中有47座在贵州；贵州有超过1400座隧道，让贵广高铁一半都在地下通行。
改变了要素结构以后，西部手中平添了几张大牌。比如电价的下降，将会增强对高耗电的半导体产业的吸引力。以台积电为例，其一年的耗电量130亿度，如果每度电便宜1毛钱，每年就能节省2亿美元的电费成本。
这意味着，西部可以成为半导体等高耗能电子制造业的基地。实际上，去年三星就在西安加码了100多亿美金，用于扩展芯片工厂。像三星这样零部件厂内迁的产业并不少，京东方连续追加资金扩产的成都面板工厂、紫光集团准备投产的重庆存储芯片基地，都说明第二次西进运动正在悄然进行。
这次，不是单纯的组装厂，而是更有技术含量的零件厂。这也意味着，西部在几年后，零件原材料和能源上都会显著低于东南亚，从而抵消掉人力成本上的劣势。
西进和南下的第三次交手，脚步声更近了。
尾声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谁能当上世界工厂，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也离不开拥有超大跨国公司的经济体在背后的布局。
90年代的泰国，能成为“东方底特律”，离不开日本的全力扶植，近10年越南的迅速崛起，离不开越南和韩国隐隐浮现的经济同盟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有布局能力的工业国在培训一个头号马仔。
但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次贷危机中的表现，都会发现这种捆绑式的发展的隐患：在经济危机中，大哥一旦收缩自保，砍掉订单需求和资金支持，小弟就要伤筋断骨，很容易陷入繁荣衰退恢复的周期中走两步退一步。这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工业化水平总是难以有质的提升。
真正成为制造业强国，而不是“工厂”，不能只盯着领先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要有内功：重工业化能让本地配套低成本的发展起来，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压低要素水平，本土的超级公司能掌握品牌和需求。这几点，正是在中国每次和东南亚交手时所练的内功。
Top Glove是全球最大的橡胶手套工厂，位于马来西亚
上个月，他们的2000多名工人感染COVID-19
第一次交手：东南亚抢到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但由于基础工业发展水平不高，让泰国不得不大批进口国外的设备和零件，成本高企。而同一时期，中国大刀阔斧的改革，钢产量也突破1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基本功在发展中国家里成为独一档的存在。
第二次交手：东南亚想以更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来争夺产业。但中国反应迅速，抢先将产业内迁。这背后也是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能在两三年就将中西部荒无人烟的产业园建成交通、工厂、水电全部配齐的后方产业基地。
第三次交手：除了早早布局超级工程，降低要素成本以外，全球产业链其实有了更为深刻的变化，那就是中国自己成为了棋手，有了布局能力。尤其对高端制造业来说，仅仅一个不停电，就能淘汰一大片国家。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不同命运，根本原因在于，前者在威权政府主导下，诞生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节奏进行投资的企业，三星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反周期产能投资、台积电在次贷危机期间加大研发支出、都让危机变成了机遇，这就是棋手和马仔的区别。
中国在消费电子领域，已经诞生了掌握终端需求的品牌、也有了庞大的本地供应链，这意味着主动权本身是掌握在中国自己手中，选择南下或者西进，都只是根据要素价格的选择。即使南下，也只是一种外溢。几个西方品牌掌握全球供应链布链能力，可以决定一个大国工业化水平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
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加里·皮萨诺曾在《制造繁荣：美国为什么需要制造业复兴》中提到，美国人曾经认为，创新和制造是可以分离的，创新是白领在星巴克狂饮咖啡，苦思冥想是企业家在午餐时在餐巾纸上勾勒灵感。但事实上，没有工程师在工厂里对制造工艺苦心孤诣，这些创新都是纸上谈兵。
把削切金属、组装零件、管理产线等脏活累活转移出去之后，美国的创新，就只能在东方实现产业化。当美国试图让制造业回流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的驻场工程师和高素质工人，只能看到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厂历经四年落空，波音不得不从麦当劳招聘产线操作员。
一个国家要想保障普通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就一定不能丢掉制造业。无论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工厂》，还是我们自己拍的《铁西区》，都在不断地拷问我们：降低制造业成本的努力，我们做得足够多了吗？
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和耕地红线一直是制约中国西部发展制造业的掣肘。但在可见的未来，无论是重金投入的交通网络，还是水电光伏的超级工程，其根本目的都是不断降低西部的要素成本，让制造业留在中国，让就业留在中国，让有尊严的生活留在中国。
那些“制造业外流能倒逼产业升级”的鬼话，连信都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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