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20-02/23/content_1210299.htm?div=-1

“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五)

1.jpg


“官员府邸”。(英)乔治·纽厄纳姆·赖特、托马斯·阿罗姆:《中国:系列图画中展现的那个古老帝国的风景、建筑和社会风俗》中的插图。


    田 力


    “阿美士德勋爵号”此次来宁波,除了侦查当地情况,试探地方官府民众的态度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出售货物,突破清政府将中西贸易限定在广州一个口岸的政策,因此船上装载了大量的洋布、羽纱、大呢等商品。虽然宁波官府不允许该船在当地交易,但是林赛还是找到了一个中间人来帮他们的忙,此人就是负责与英方进行日常沟通的马大老爷。这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了解此人的真实姓名和人生经历,只是通过林赛的描述,知道他是一位穆斯林,来自中国西南地区,当时的官职是游击,这个职位在清代绿营兵中次于参将,为从三品武官,分领营兵。虽然品级不低,但明清官场文尊武卑,他的地位还不如文官知府。从马大老爷和英国人的交涉过程来看,此人还是颇为精明的,他举止和善、谈吐幽默,易于博得林赛等人的好感,通过各种方式打探“阿美士德勋爵号”来宁波的真正目的;为了能让这些英国人早日离开宁波,他甚至私下答应林赛的请求,为其介绍福建商人购买货物;在他与英国人的交谈中,还有意无意间透露了自己对于清政府外贸政策的一些看法,这可能也代表了当时一些中国官民的认识。


    1832年5月31日,林赛等人与浙江提督在镇海面谈后,马大老爷又到船上来找林赛商议,林赛记述了整个过程:


    傍晚的时候,两位中国朋友又来拜访了。双方的交谈主要围绕贸易,马似乎急于想从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责任中摆脱出来,暗示如果被发现,他将面临危险。对于被迫暗中处置货物而非以合法方式进行交易一事,我表达了自己的遗憾。马之后说道“大清国定例不好”,这是一位有地位的官员强有力的断言,从他后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来看,没有人能反驳他的说法。“但是考虑到,”他说,“不公正的制度正继续执行下去;在福州,官员们因为你们的到来而遭到降职;在宁波也很有可能是这样;如果他们要阻挠你们,那么一场争斗就会发生,而他们就会遭到更严重的惩罚。你们上一次来华使团的事情,和公爷(Ho Kung-yay,指满洲贵戚和世泰,他受封为公爵,故有此称——笔者注),还有很多一品大员就因藐视你们的大使而受到惩罚,但他们那时只是在依照朝廷的规矩办事而已。”他还对文官们通常所采取的含糊不清的政策大加抨击,尤其是道台和知府两人。他告诉我们提督和知府因为我们的事而发生了争执,而且知府已经回宁波了。但提督原本是想来看望我们和我们的船,并以最大的善意来对待我们,但他现在也不敢按照这样的意愿来行事。马最后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说道,他已经厌倦了当官,很想和我们一起走,到我们的国家去看看。我建议他去当大使,然后被派到伦敦,在那里他会过得很开心。趁着刚好有风,我们将他送到岸上。他答应一旦我们的商业问题解决了,就立即劝说提督登船参观。


    马大老爷在谈话中提到了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向中国派使一事,当年阿美士德勋爵(凑巧的是,林赛此次乘坐的商船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被英政府指派出使访华,所以他的使团被称为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后负责接待的主要官员之一就是理藩院尚书和世泰,在觐见嘉庆帝之前,使团不接受清廷规定的下跪和叩头的礼仪要求,而和世泰却两面糊弄,先是对皇帝谎称“英吉利贡使连日演习礼仪,极为敬谨”,又对阿美士德表示“跟随前往皇宫,不要求按中国礼节行礼的先决条件”。等到皇帝召见使团当天,阿美士德知道了真相,坚决不去觐见,导致嘉庆帝大怒,向使团下达驱逐令,和世泰等人也因办事不力而被革职,但并不像马大老爷所说,是因为藐视英国大使而受惩罚。


    林、马二人此次谈话中最有趣的就是林赛建议马大老爷去当大使,派驻伦敦,这在当时自然是句玩笑话。但在43年之后,也就是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终于向英国派出了第一位公使——湖南人郭嵩焘。可惜的是,由于国人观念的保守,郭嵩焘的出使之旅自始至终承受了巨大压力和非议,遭受了诸多人为的障碍与挫折,最终失败而归。


    1832年6月3日,马大老爷在与林赛的交谈中直接表明了自己的担忧(其实也是所有宁波官员的担忧),即“阿美士德勋爵号”此行是来刺探天朝情报的,林赛写道:


    他一再坦率地承认,他的想法是,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商业交易,而是来搜集情报的。我们被派来执行这项特别任务。为了打消他的这个想法,我将其带到船舱里,把大捆的货物展示给他看,这时候他才说自己相信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但很显然,他的怀疑依然存在。我今天向他抱怨,反对在中国处处针对我们的同胞所抱有的狭隘怀疑,这也得到了他直言不讳的回答:“我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害怕你们,对我们来说,你们太精明了。比如,你们的大船一到,就立即派出小船四处进行测绘,你们探查,你们绘制航图,在一周之内你们就像我们一样对所有地方了如指掌了。你知道吗?去年有些遇到海难的朝鲜人在这附近登陆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想去哪儿都可以。我们不怕他们,他们什么都看,但什么都观察不到。”我争辩道,尽管我们可能比朝鲜人观察得更多些,但除了贸易之外,并无其他不可告人的想法。我们国家并不希望通过损害你国皇帝的利益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如果能让他相信的话,”马说道,“那就可以很容易获得贸易许可了。”


    实际上,马大老爷曾多次探问“阿美士德勋爵号”的来访目的,林赛说:“马和其他一些官员常常宣称我们是身负某些特殊使命的官员,这是从我们对于中国语言的掌握情况,我们手里的中文书籍(里面记载的一些数据资料,普通老百姓是无从获知的),还有其他一些结论性的理由所做出的判断。我总是坚决否认他的这一谬说,并向其保证,当我们国家的官员来到他们国家的时候,乘坐的就是战舰,而不是商船了。”这样一种带有威胁性的话语,没想到在几年后竟然一语成谶。1841年10月,英国对华交涉全权代表璞鼎查亲率舰船攻占了宁波。


    虽然马大老爷在与林赛的交往中显得彬彬有礼,甚至刻意迎合,但也并非一味妥协。“阿美士德勋爵号”上众人不经中国政府允许,强行闯入宁波港,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侵略者。6月4日,林赛、郭实猎、礼士等人在甬江上测量河道,负有守土之责的中国官兵进行阻拦,双方发生冲突,而根据林赛的说法,中方的指挥者就是马大老爷,他写道:


    在回来的途中,我们发现从中国战船上放下的小船在大量聚集,似乎是想跟我们动粗。其中有只比较大而重的船,上面差不多有20人,它的船头正面冲击我们的船梁,折断了其中一根木料。还有一些人不顾我们的抗议,用船钩钩住我们的船身靠了上来。这与以前的状况大不相同,我把这种行为归因于我们忽视了在船上携带武器这一有益的预防措施,而在我们的船进入甬江后,对方的两只船在旁边跟了几分钟就摸清了这个情况。然而,尽管我和郭实猎先生不断请求,但仍至少有15艘或更多的小船包围了我们,一些水手和低级官员甚至跃跃欲试,想要登上我们的船。采取一些坚定的措施来证明我们绝不会屈服于这样的进攻,在此时显得尤为必要。碰巧船上有一些棍子和备用的舵柄,我们便拿起来武装自己,并用它们赶走了一些强行进入船只的清军,还有两个戴着金顶子的低级军官也被扔进了水里。……当看到我们决心抵制他们的任何武力企图,他们的行动突然变了。马率领其他几位我们认识的官员过来,这些人都是之前站在最前面,指挥船只来与我们搏击的,现在却使出浑身解数来平息骚乱,大声命令所有船只立即离开……


    马大老爷曾答应林赛会介绍商人来与其贸易,他并没有食言。6月1日,就有商人登船看货,林赛日记中记载:


    今天早晨,两个福建商人自称从省城来,但从交谈中我很快就察觉,他们是我们的朋友马派来的。他们仅仅查看了我们的货物,准确地计算了价格,并答应在一天之内会回来安排购买。他们急切地询问是否有鸦片,但当我们明确表态没有鸦片时,他们显得非常失望,并且有些不肯相信。还有件奇怪的事情,也很难解释清楚的是:他们竟然建议我们将船直接开到甬江上,并且说这将极大地便利我们的交易。


    6月3日,又有许多商人来到“阿美士德勋爵号”,但林赛失望地发现,他们的真正目的还是想购买鸦片,他写道:“尽管我们说没有鸦片,一再说明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进行合法的交易,没有带任何违禁品,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在他们看来,我们的这种解释显得非常荒谬可笑。他们在离开时依然深信,由于缺乏对他们的信任或者其他原因,使得我们无法公开承认到这里来还是为了贩卖毒品。”


    虽然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在19世纪初就向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这种罪恶的贸易给中国人民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不过这一次,该公司所属的“阿美士德勋爵号”到宁波真的只带了英国的商品,没有鸦片。中国的商人反倒是不信了,他们上船来看货,最想购买的却是鸦片——当然,这仅仅是林赛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