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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白水


    在宁波浙海关新关设立于江北岸才半年时，即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八日，太平军攻占了宁波这个著名的港口城市。太平军在宁波执行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夺回了海关和关税的自主大权。太平军把江东的常关改为天宁关，把镇海分关改为太平关，委任衡天安潘起亮为天宁关监督，以天宁关替代宁波浙海关开展对海关和中外贸易的管理。


    天宁关公布了比较轻的税率。以棉花为例来说，当时棉花每包为二十八元，税率为百分之零点五左右。天宁关实施了进出口贸易税收的规范管理，在同治元年（1862）二月七日，天宁关发予船商李贤三 “天字第五百四十号” 纳税执照，并盖有“出口”印戳，在其中还注明货物为“净棉花三十包”，毛重“二千八百八十斤”，纳纱税“银二两三钱”。登记的内容十分齐全，出示的凭证非常正规，充分显示了太平军对海关管理的不凡能力。


    在太平军占领宁波期间，天宁关的“贸易一直在增长”。因为甬江之头的宁波被称为“海上茶叶起航地”，甬江之末的镇海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那么我们就以茶叶和生丝为例来说明“贸易一直在增长”的情况。在太平军占领宁波之前的咸丰九年和十年（1859－1860），宁波出口茶叶为八千五百九十三点八万磅、生丝为六点九一三七万包，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和同治元年（1862），出口茶叶一万零七百三十五点二万磅、生丝为七点三二二二万包，而这其中的十个月是在太平军管理下的贸易。


    这些说明，宁波在太平军武装占领和独立管理期间，海关和港口运行是正常的，对外贸易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有所发展。但是，太平军在宁波的时间实在太短暂了，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不得不退出宁波。于是，海关又回到了原来殖民化的宁波浙海关。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急剧增加。原来宁波浙海关下面的镇海口，也提升到了镇海分关。这个设卡在甬江口北岸的镇海分关，大约在光绪十五年（1889），还在现在镇海的沿江东路中国海关那一带，建起了一幢办公大楼。这幢二层的办公大楼，在我儿时虽然已是人去楼空，破残不堪，但它那青砖外墙还有红砖嵌线的西式楼屋，在我脑子里至今还有点印象。在这幢大楼的前面偏东的甬江边，就是镇海分关的码头，我们镇海居民当时都叫它为洋关道头。


    随着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主管港口海关等洋务的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时应接不暇，于是以增设南、北洋通商大臣，来分担总理衙门管理港口海关的事务。当时划分从山东以南的各港口海关，包括宁波浙海关和宁波港口，都归南洋通商大臣管辖。清政府的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的有曾国藩（1811－1872）、沈葆桢（1820－1879）、曾国荃（1824－1890）和刘坤一（1830－1902），他们都是晚清洋务名臣，而其中的曾氏两兄弟，还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发家的封建官僚。


    咸丰末年，太平军积极进攻浙东地区的时候，曾国藩十分担心宁波防守薄弱，只怕宁波一旦被太平军攻取，就会失去宁波浙海关的关税收入。于是，曾国藩就明确地对他的学生、时任江苏巡抚、此时正忙于上海防务的淮军首领李鸿章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得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李即遵师命，在同治元年（1862）八月，派美国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和法国军官率领的“常捷军”增援宁波。后来，占领宁波的太平军，就这样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退出了宁波城。


    在中国海关增设由外国人当家的税务司，其目的就要控制中国的海关税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在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的大降进口税率的所谓“协定关税制度”的基础上，又强迫规定了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进一步降低进口税率。还规定洋货运销内地，或从内地运出土货，除一律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又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不但大量流失了我国应征的关税收入，也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对外通商的规定。


    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宁波浙海关也跟着对税则作了相应的修订，在增加进口关税税目的同时，也允许被改名为“洋药”的鸦片进口到宁波贸易，但这已无法稳定宁波浙海关关税的收入。同治九年（1870），宁波浙海关的鸦片税虽然比同治八年（1869）增加了关平银二万一千五百九十九两，但总的关税收入还是比同治八年（1869）少了关平银九百四十三两。


    在光绪二十八（1902），为了所谓适应国际贸易，促进进口税则分类由粗向细发展，宁波浙海关又对税则做了修订。虽然使税类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四，税目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八十五点三一，但关税收入总额还是不断减少。如宣统三年（1911），关税总额只有关平银四十五万二千零八十两，比同治八年（1869）减少了百分之三十四，比光绪二十八年（1902）减少了百分之三十。这十年的平均税收为关平银三十六万七千两，又低于前一个十年期间的平均关平银。这虽有通商口岸增加、关税分散的因素，但总体税率大幅下降肯定是主要因素。


    海关凭借自身发达的航运优势和较强的日常管理能力，也在不断开拓多种经营和扩展业务范围，而这种行为也往往为清政府及有关部门所允许，或者说甚至依赖。如宁波的江北工程局、邮政局，乃至大清邮政，都可以归于这一类。


    中国邮局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是在海关的推动下出现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我国原先驿站传送衙署公文、信局代递民间信件的古老邮传方法，已不适应当时的时代需要了。在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宁波浙海关抓住这个机遇，设立了海关书信馆，替代了民间信局、信客的邮传业务，是为宁波邮政之始，也开创了浙江近代邮政之先河。类似于这样有利于民间邮传业发展的书信馆，在全国其它海关也有所出现，并且大有覆盖全国的趋势。


    清政府为了预防对近代邮政管理权的旁落，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仓促创办了大清邮政，发行大龙邮票。但是，当时已日暮途穷的清政府，还缺少近代邮政的运行设施和管理能力，只得委托海关兼理大清邮政，任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邮政总管理，规定全国以海关辖区划分邮政区域，宁波便是其中的二十四分之一。在这个大势下，宁波浙海关于十二月，在原来海关书信馆的基础上成立了宁波邮政局，设置于江北岸的海关弄，并照清政府之例，转由宁波浙海关税务司洋人安文兼管。


    在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置邮传部后，大清邮政才于宣统三年（1911）五月与海关分离，转归邮传部管辖，自成系统。据此，宁波邮政局也与宁波浙海关脱钩，隶属邮传部。在民国十六年（1927），宁波邮政局升格为一等邮局，又建邮局大楼于江北岸屠家巷，即现在的中马路172号，此楼现已成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