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雨燕去哪儿了？


2022年，一项针对北京雨燕迁徙行为的追踪研究成果，在国际期刊《Movement Ecology（运动生态学）》发表，这篇论文首次精确揭示了北京雨燕迁徙的生态学规律。


论文题目为《A 30，000-kilometre journey by Apus apus pekinensis tracks arid lands between northern China and south-western Africa》（从中国北部到非洲西南，巡少雨之地：北京雨燕往返近3万公里的年度旅程），中山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赵岩岩（现为广西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


论文有两位通讯作者，一位是中山大学生态学院教授刘阳，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赵欣如，该研究项目的研究团队，看起来是一支国际团队，有来自瑞典隆德大学、英国“雨燕行动”团队和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中方则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观鸟专业委员会（中国观鸟会）的科学家和环志志愿者、颐和园管理处等。


论文特别强调，这是中外科学家的一次联合科研行动。在18位共同署名的论文作者中，有中国观鸟会的8位环志志愿者列名其中：吴岚、于方、梁烜、付建平、侯笑如、彭澎、李晓阳、张弢。


论文介绍说，从2014年至2018年，研究团队在位于北京颐和园的廓如亭，先后为66只北京雨燕佩戴了微型光敏定位器，借助这种记录光照强度、以昼夜变化规律进行定位跟踪的低耗回收型设备，科研人员成功回收并获得了其中25只个体的光照强度数据。


数据显示，北京雨燕的秋季迁徙大多始于7月中旬，它们离开北京，向西北进入蒙古国，而后向西再进入中国新疆北部，由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地区，8月中旬会越过红海，9月初到达非洲中部，在刚果盆地或邻近区域作40天的短距离移动。


随后，北京雨燕再度迤逦南下，最终于11月初到达越冬地——海拔约1000米的南非高原，全程14733公里，用时111天。在结束了越冬期长达100天的游荡生活后，北京雨燕于次年2月中旬开始向北迅速移动，在刚果盆地东部逗留近1个月。


然后，它们转向东北，于4月初离开非洲，日夜兼程，在4月下旬回到北京，全程13572公里，用时64天。在整个往返迁徙过程中，北京雨燕共飞经亚洲和非洲的37个国家。


人们以往认为，北京雨燕在迁徙途中会直奔目的地，中途基本不作停留，然而研究结果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北京雨燕单日移动距离通常超过250公里。若将三天内移动距离低于500公里视为停歇（缓慢飞行），那么，北京雨燕秋季中途停歇2到6次，停歇71天，平均速度134公里/天，春季中途停歇1到2次，停歇36天，平均速度217公里/天。


北京雨燕体型娇小，飞行能力却是同体型飞鸟中的“冠军”，即便和中型鸟、大型鸟相比，北京雨燕也可与比肩，非常善飞。鸟类学家赵欣如称其为“伟大的飞行家！”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雨燕更喜欢半干旱区的生态环境，其繁殖区和越冬区的年降水量，均显著低于分布在欧洲的普通雨燕指名亚种。北京雨燕的迁徙路线上，除了刚果盆地及周边区域，它们穿越了多处荒漠。


而在非繁殖季节，北京雨燕有长约123天的时间处在年降水量低于600毫米的地区，占非繁殖期时长的46.1%。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当中国北方地区进入季节性降水量较大的七月时，随着食物资源——昆虫——的获得性下降，北京雨燕选择离开北京。


论文由此指出，食物资源的丰度和分布，与降水量息息相关，雨季丰沛的雨量，对一些候鸟来说，并非是最佳的生存环境，这也决定了候鸟的迁徙规律和策略。


其实，论文通讯作者之一、鸟类学家赵欣如早在2015年时，就已经基本获得了这样的判断，这个横亘在他心中半生的疑问，是推动这个谜题得以破解的动力。


这也是很多老北京人的困惑：每到7月，楼燕儿（北京雨燕的俗称）总是不知所终？但待到来年春天，它们就又回来喽。


众多生态学家曾猜测，北京雨燕离开北京后，会飞过喜马拉雅山来到印度次大陆越冬，也有人认为，它们会像其他鸟类一样，沿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飞到了东南亚越冬。


不过，正如你刚刚了解到的，在这项关于北京雨燕的论文公开发表后，之前的一切推测和分析，在实测的数据面前，都被推翻了。人们难以想象，与老北京人朝夕相处的北京雨燕，竟然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完成它们一年一度的飞翔和迁徙。


上述论文的两位通讯作者是师生关系，刘阳是赵欣如的学生。而除了他们两人，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公民科学的力量，众多参与研究的环志者都是民间鸟友，他们为这项科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文的作者之一、鸟类学家赵欣如甚至有些赌气地和我说，在这项科研成果中，如果不说清楚鸟友中的环志志愿者的贡献，那就是不客观的、不公正的，他就不想再谈什么了。


北京雨燕和这些鸟友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二、到野外观鸟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赵欣如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认识并了解了各种濒危、珍贵的鸟类，是赵欣如专业学习的重要一课。不过，那并不包括北京雨燕，它并不是一个濒危物种。但在赵欣如的心里，北京雨燕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是伴着这种鸟儿的鸣叫声长大的，老北京的屋檐檐角、蓝天和漫天飞舞的楼燕儿，是不可分割的一幅天际线的图像，一起留存在他儿时的记忆里。


总在高空盘旋着的雨燕，偶尔也会有冒险地低空滑翔，闯入北京人的生活：有一次，一只雨燕径直飞入了赵欣如的小学教室里，引得正在上课的小朋友们欢呼尖叫……从那时起，关于楼燕儿的一切，都成了赵欣如的渴望知道的。


从生态学上来讲，即便如麻雀、喜鹊、乌鸦这样的常见鸟儿，也在生态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当年郑光美先生给他讲课时说的话。对于爱鸟的赵欣如来说，大学时光如饥似渴，他对任何一种鸟都充满兴趣。


1982年，赵欣如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除了动物学的教学之外，也跟着导师郑光美开展鸟类学的科研。郑光美先生是中科院院士、中国著名的动物学和鸟类生态学家，他在中国鸟类生态学和行为学研究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长期担任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的理事长的郑光美，还是中国鸟类学教育的大先生，培养了一批鸟类学的硕士和博士。直到现在，中国中青年的鸟类学学者，一多半师从郑光美以及郑光美的学生。因此，在中国的鸟类学领域，学者们有着很强的师承关系。


和导师郑光美一样，赵欣如不仅爱鸟，也热衷于做鸟类科学的科普教育。1990年代初，赵欣如一直在中国动物学会的科普委员会做兼职工作。野外观鸟，是他的学术研究的必要环节，也是开展鸟类学教育科普的最佳方式。至今，在赵欣如的记忆里，和郑光美先生一同野外观鸟的种种历险和收获，也是最难忘怀的。


中国的鸟类学研究起步晚，鸟类知识的科学普及更晚，野外观鸟作为推进鸟类科普的最好方式，在中国却是长期缺位的，没有人和机构愿意去组织。


但野外观鸟这项运动，则已有200多年历史，它最早兴起于英国和北欧，是一种世界范围的时尚休闲活动，同时具有科学的属性，每年有几千万人热衷于观鸟旅游。1990年代，随着亚洲经济日渐崛起，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港、台等地区的观鸟之风随之兴起。


通过野外观鸟来推进鸟类科普，促进民间观鸟者和鸟类学家交流与合作，是赵欣如一直的愿望。1990年代初期，在全国科普委员会的相关会议上，赵欣如多次提出“观鸟促科普”的建议，也提到了组织民间“野外观鸟”的设想，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机会实现。


直到199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汪永晨找到赵欣如，希望他能够带领人们野外观鸟。那时，汪永晨刚刚组建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她希望能找到一个对鸟熟悉、能做指导的专家。


借助媒体的力量来推进鸟类科普，当然是好事儿，这个邀约和赵欣如从事鸟类科普的愿望非常一致。赵欣如向汪永晨提出了一揽子建议：


其一，编写一本“北京鸟类图鉴”的工具书，让观鸟者有一个指南，组织野外观鸟会方便不少；其二，开展一个定期培训的课堂，通过课堂教学网罗社会上的鸟友，讲解观鸟的意义、知识和方法；有了这前两步，带领爱好者们野外观鸟，才可以真正组织起来。


这两个建议，汪永晨照单全收，积极地行动了起来。


1999年3月1日，《北京鸟类图鉴》（第1版）在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以鸟类摄影图片为素材的鸟类图鉴。


组织野外观鸟，需要寻找车辆和组织联系，汪永晨利用她的人脉资源逐一落实，而通过报道和推广，赵欣如也在民间的爱鸟者中被广泛知晓了，只要是喜欢观鸟的，大抵都知道北师大有个赵欣如，是个懂鸟、爱鸟的专家。


2000年之后，绿家园作为一个综合的环保组织，带领志愿者们开展种树、种草、捡垃圾以及认识水污染等活动，而普及鸟类知识和开展野外观鸟只是其中一项。于是，鸟友们渐渐觉得不过瘾了，他们希望有一个组织专门观鸟。


赵欣如自己也觉得不过瘾，研究了几十年的鸟儿，他也希望有一个专门的组织来承办他的鸟类科普。于是，以绿家园拢起来的这群鸟友为基础，他们成立了“北京观鸟会”，专门围绕“野外观鸟”来做工作。因此，北京观鸟会，前身实际就是绿家园的观鸟组。


不过，要在民间普及科学观鸟，也经历了一个反复磨砺的过程。热衷于观鸟的鸟友们，三教九流，鱼龙混杂，许多人对鸟儿只是朴素的热爱，只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看鸟的五彩斑斓，看鸟的稀奇古怪……要引导他们开展科普活动，仅仅热爱是远远不够的。


早期的野外观鸟，和旅游团差不多，大家热热闹闹、七嘴八舌，发现一只鸟儿时，会跟炸了锅一样大呼小叫，这和赵欣如设想的鸟类科普，完全不是一个氛围。赵欣如为此苦恼和生气，他的初衷，当然不是带着一帮人到野外疯玩儿，他想培养一批有素质的观鸟者，指导他们用科学的方法观鸟，然后参与到鸟类科研的实践中来。


几番混乱的观鸟活动之后，赵欣如和鸟友们约法三章：出发前要先做准备，先要知道去发现什么鸟、怎么去看、怎么去听；到了观鸟点，谁都不能大声说话，先耐心听他讲解，再仔细观察；紧跟在他身后，脚步放轻，谁都不许走到他前面。


让鸟友们遵从这三条并不容易，这一度让赵欣如很沮丧，很多鸟友既没有这个愿望、更没有这方面的素养，一些人本来就是个游玩儿的心态，很不情愿受约束。几番冲突和较劲，赵欣如毫不让步：要么别跟着我去，要去就得听我的。


严明的纪律下，鸟友们渐渐知道，他们碰上了一个倔强的老师，情愿的和不情愿的，自然而然地分流了，不情愿的慢慢退出了这个组织，观鸟活动变得有板有眼起来，而紧跟着赵欣如的鸟友们，日后都成了他的铁杆儿志愿者。


赵欣如放飞佩戴光敏定位器的北京雨燕  张为民/摄


有了这样一批鸟友，赵欣如推广野外观鸟逐渐顺遂了，他要求鸟友们必须做记录——这基本就是鸟类科学家的日常野外工作了——每观测到一种鸟，要养成记录的习惯：时间、地点、观察方式，还要记录鸟的基本特征，标出识别特征，甚至用简图画下来。


究竟该怎么记录呢？鸟友们一开始是茫然的，大小、颜色、翅膀、尾、嘴，而那些鸟类学的专业语汇根本记不住。为此，赵欣如设计了一个观鸟记录手册，设计了年、月、日、环境生态记录的瞄准编号、时间段、只数……在手册上填空就好，而有了一定知识储备之后，则可以写特征、画草图。


通过这样的引导，一些鸟友渐渐入门，填完之后，这些数据汇总便可以横向比较、纵向统计，使观鸟增加了科研的意义。从那时起，野外观鸟不只是欣赏和玩乐，而是用科学的方法观察鸟、研究鸟。


后来，鸟友们评价说，在指导观鸟上，赵欣如代表了严谨的学院派。赵欣如率先提出了在中国观鸟先从三个维度看起，这也是他在周三课堂上持续不断反复灌输的内容。


第一个维度就是要看鸟的形态，观察鸟的体貌特征，羽毛、嘴型、体型、大小。第二个维度就是要看鸟的行为，观察鸟在干什么？是在休息还是在觅食？是在求偶还是在争斗？第三个维度就是要看鸟的生态，鸟出现在什么地域？什么季节？周围是什么景观？勾画出鸟的生存环境。


赵欣如认为，只有以这三个维度来观鸟，参与者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观鸟者，也只有这样，观鸟才是立体的、深入的、有意味的。


北京雨燕 张龙2019年6月1日摄于北京颐和园


持续不断地讲解，赵欣如的周三课堂，竟一直坚持了20年。后来，周三课堂不只在国内学界和民间观鸟人中人所共知，甚至在国外及境外的一些鸟类学界，也都知道中国北京有一个专门讲鸟儿的“周三课堂”。


纵观整个1990年代，野外观鸟活动渐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兴起，一批有生态意识的市民，渐渐有了野外观鸟的热望，渴望将观鸟作为日常休闲度假的内容，有组织的观鸟活动也就应运而生。


而在1996年，在绿家园请来赵欣如作观鸟指导专家的同时。另一个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也开展起了野外观鸟，这个组织以首都师范大学鸟类学家高武带队。北京的两个民间环保组织的观鸟活动，大致经历了相似的推进过程。


经过30年的推广发展，中国各地的观鸟组织已经蔚为大观，全国目前有固定观鸟点上千个，各省都成立了观鸟协会或观鸟组织，鸟类爱好者已经越来越多。除了鸟类学的专家学者，环保人士、摄影师、青少年学生、退休的老年人……常常是观鸟人的主力军。


三、鸟类环志


当赵欣如的周三课堂渐渐被知晓，野外观鸟活动日益规范，一批成熟的鸟友们，开始进入了更为专业的阶段——鸟类环志。


环志是鸟类学研究的基础方法和手段，是指将国际通行的印有特殊标记的材料佩戴或植入鸟类身体，对其进行标记，然后将鸟放归自然，然后通过再捕获、野外观察、无线电跟踪或卫星跟踪等方法，获得该鸟类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信息。


人类最早用于追踪迁徙动物的科学方法之一，就是在鸟脚上环扣一个金属标志环，这个方法由丹麦生物学老师马尔顿逊在1899年发明，是迄今为止研究鸟类迁徙路线的经典方法，也是监测鸟类资源和栖息地变化的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家有国别，鸟儿的迁徙并无国界，因此鸟类研究需要国际合作，环志鸟的捕捉、回收、观察等信息，是全球各国环志科学家都能共享的。世界各地的鸟类科研人员通过记录鸟类羽毛及换羽特征、年龄和性别，收集鸟类迁徙的动态信息，为鸟类群落行为和活动提供依据。


每年，全世界有上百万只野生鸟被上环标记。


中国正式的鸟类环志工作起步很晚。1981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候鸟保护协议》，所覆盖的候鸟种类共计226种。中方决定组建主管环志的机构，共同对中日的相关候鸟进行观测研究。于是，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在1982年10月建立，负责全国鸟类环志技术管理、信息收集以及国际候鸟保护协定的履约工作。


也正是从1982年起，中国鸟类环志的工具、表格、技术标准，才有了统一规范。全国鸟类环志中心同时发出公告，动员各地林业部门、大学、科研机构申报建立鸟类环志站点。那个时候，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张孚允和杨若丽，从零开始推进中国的鸟类环志，审批了中国各地的鸟类环志站。


当北师大动物学教师赵欣如看到这则公告时，是无比兴奋的。


那时，赵欣如留校任教不久，对鸟类科研充满热情，经过导师郑光美同意，他向全国环志中心申请了一个鸟类环志站点，就建在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的野外实习基地——北京市门头沟区东灵山脚下的小龙门林场。


1983年，站点申请成功了，那里也成为了全国首批被批准的鸟类环志站点。从1984年开始，赵欣如就带着他的学生，在小龙门林场布网捕鸟、测量、环志、放飞，做各种鸟类的观测记录。


鸟类环志是一项有技术要求的工作，赵欣如动手能力强，又有扎实的动物学知识基础，很快就成为中国鸟类环志的第一批专业人员。


在各种教科书上，总会提到中国幅员辽阔，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鸟，民间更是不缺爱鸟之人。但那时的鸟类科研却是十分薄弱的，赵欣如渐渐感到，光靠几个鸟类研究者，要完成对中国鸟类的普查和研究，简直是杯水车薪，如果能发动爱鸟的民间人士参与进来，就可以让鸟类科研大大提速。


有一次，赵欣如到香港访学，和香港观鸟会做了一番交流，了解到香港有很多民间观鸟者参与鸟类环志，这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同时也是一个启发。其实在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受过专业训练的观鸟者，是可以参加鸟类环志的，其中不乏鸟类环志的高手。


赵欣如由此萌发了一个想法：亲自培养一批民间的爱鸟人士，让他们参与到鸟类环志中。而参与鸟类环志，也就是参与了鸟类学的科研。


于是，赵欣如在北师大开设了全校的公共选修课“鸟类环志与保护”，不只面向本专业的学生，而且开放给所有在校生，希望更多非专业的学生都来听他讲鸟。


这门课程开设不久，北京市教委启动了一项改革。打通北京高校的教学资源，让一些课程可以在各大学之间共享，为此成立了一个“学院路教学共同体”的平台，参与的大学都可以向这个平台提交课程，赵欣如一看是好机会，就积极代表北师大提交了这门课。于是，“鸟类环志与保护”这门课，又变成了学院路共同体的公共课。


当时，共同体内18所院校（如今已达21所）的学生，都可以选修这门课，而且不限制专业。在这个过程中，赵欣如充分利用了北师大的教学资源，带动了一批年轻人听课、观鸟、参与鸟类环志。


在此前后，赵欣如也和汪永晨的绿家园继续展开合作，吸引更多的环保志愿者们来听课，然后参与观鸟活动、鸟类环志。


科学传播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能影响一批人，就能渐渐影响一代人，赵欣如也从这些积极听课的学生里、社会人士里，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同志趣的人——他们都超级爱鸟。


在开课的同时，赵欣如还在积极开设新的环志站点。


1998年前后，赵欣如找到了时任秦皇岛市鸟类环志保护站站长乔振忠，提出能不能在北戴河建立一个环志实习基地，乔振忠十分爽快地答应了。这样，秦皇岛鸟类环志保护站加挂了北京师范大学鸟类环志实习基地的牌子，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鸟类环志站，赵欣如可以带着学生和鸟友们去开展环志，可供“环志练兵”的地点又多了一处。


中国鸟类科研所处的边缘地位，也往往促使鸟类学者们相互抱团。其实，赵欣如和乔振忠很早就相互知道对方，因为在爱鸟人的圈子里，大家都在相互打听，对鸟儿的热爱，使得这群人相互都能够理解对方，也特别能够产生互信。


那时，无论是北师大、全国环志中心、还是各处林场和环志站点，缺人缺经费是共同的状况。在乔振忠那儿，除了他这个站长之外，没有任何专职人员，偶尔开展鸟类观测活动，就需要找临时工来做。对乔振忠来说，能通过合作的方式吸引人们来做鸟类环志，也当然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赵欣如带着自己的学生、有时也带着绿家园的环志志愿者、后来是北京观鸟会的环志志愿者，先后在北戴河做了二十几期的环志培训，每年做3次，持续了七八年的时间。他们常常利用五一长假、国庆长假和暑假开学前的一个周，用5天到7天的时间，来完成一次鸟类环志的系统培训。


为北京雨燕环志，即佩戴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特制的金属标志环 张为民/摄


凡是来参加鸟类环志的，交通费、食宿费全都自理，赵欣如能提供的，也只是科学观鸟的场地、全程指导讲解以及每晚的环志课程。即便如此，还是应者云集。尤其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鸟友，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每次来到北戴河，学生和鸟友们白天跟着赵欣如实操环志，晚上听课和讨论——既讨论鸟类学知识，也讨论捕鸟和环志的技术要领——形成的经验做法，马上付诸实践，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有了这样一批鸟友的拥趸，赵欣如也乐此不疲。每次跟着他到北戴河的人，学生约占三分之一，社会上的鸟友们则源源不断。就这样，高度热情加上科学实操，这批人已经可以参与到鸟类环志中了——或许他们还需要一个身份。


2005年7月13日，在赵欣如的策划张罗下，在北师大的英东学术会堂，热心参加鸟类环志的环志志愿者代表们，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环志研讨会，邀请了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楚国忠主任到会，郑光美也亲临现场做会议发言，研讨会的其中一项议题，便是“如何来推进民间鸟类环志”。


会上，民间观鸟人的热情感染了楚国忠，顺理成章达成了很多共识。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国推进实施鸟类环志和环志实习机制，凡是参加了正式环志培训并考核合格的学员，都可以得到一个环志实习证。有了环志实习证之后，就可以到全国的任何一个环志站点去参加鸟类环志。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实习后，学员可以来换证，成为正式的鸟类环志者，相当于从事鸟类环志的资格认证。


2005年7月13日，中国科学院郑光美院士、全国鸟类环志中心楚国忠主任（时任）、鸟类学家赵欣如、张正旺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举办的鸟类环志志愿者研讨会


有了这个“资格认证”，鸟友们的热情被点燃了。他们相当于从单纯的民间爱好者，被官方认证为鸟类环志研究者，虽然没有一分一毫的经济利益，还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参与环志的初衷就是“爱鸟”。


在这次会议之后，赵欣如在北戴河、小龙门和顺义等几个基地，加紧开展培训和考核，跟随他观鸟的环志志愿者，大概有40多个人先后拿到了全国鸟类环志中心的环志实习证，这批人都具备了成熟的鸟类环志技术。


鸟友从观鸟到参与鸟类环志，是中国鸟类科研的一个大的进程。用赵欣如的话说，他们为中国的鸟类科研补充了最鲜活的力量。


与此同时，首都师范大学的高武老师，率先在北京颐和园八方亭为北京雨燕做环志，几位自然之友的鸟友，也跟随高武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鸟类环志。


回顾这段日子时，赵欣如再三强调：北京雨燕的研究能有所突破，根本在于有兴趣的专家和那些热爱鸟儿的环志志愿者的紧密合作，没有这些志愿者的真心热爱和积极参与，光靠几个鸟类学家，是做不出这项研究的。


就中国的鸟类学科研来说，仍处在十分薄弱的状态，愿意在鸟类研究上倾注精力的学者并不多，也正是组织了北京观鸟会，才网罗、培育了一批民间环志人才，才有了今天对北京雨燕的研究成果。


不过，遗憾的是，经由赵欣如培育出的40位“官方认证”的鸟类环志者，如今已成为了绝版，因为新的“认证”很快就被叫停了。


距离那次研讨会只过了不到四年，有关方面忽然下发了一个文件，严格控制颁发各种各类认证证书。因此，在一刀切的行政命令下，“环志实习证”和“环志证”的授权颁发，就此被全国环志中心叫停了。


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个珍贵的窗口期，赵欣如培养出来了一批鸟类环志的骨干人员，而这些人，后来又成为中国观鸟会的骨干成员，在中国的鸟类环志中，他们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05年之后，由赵欣如培养出的环志高手梁烜、于方、付建平等环志志愿者，也成为了别人的导师，他们常常会带队前往北戴河，为新的鸟友开展5天一期的鸟类环志培训。


虽然没有了官方认证，民间自发的鸟类环志培训并没有停止，来自各行各业的鸟友们学习环志的热情一年比一年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