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有关“老江桥“也就是灵桥的在这里： https://ningbocat.cn/post/218.html

转自宁波晚报： 2015年10月18日

沧桑百年新江桥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15-10/18/content_902835.htm?div=-1

　　仇柏年，省业余文保员。因考辨宁波旧影对本地历史发生兴趣，尤其关注江北岸外滩的演变，对浙海关、英国领事馆、天主教堂、邮政局、通商银行、英商洋行、朱宅等近代建筑的建造时间、变迁、用途等问题有一些新的发现。发表过《新江桥建造时间、地点及建造人考》、《老照片告诉我们》、《几张被误读的旧影》等文章。已完成《外滩烟云》书稿及《巡捕出现时间及巡捕房地址考》、《英商洋行身世初探》文稿。

　　一百五十多年前，在江厦街与江北岸之间往来，只能依靠摆渡过江。渡是座古渡，名叫桃花渡。桃花渡口夜潮生，歌馆曾闻度曲声。满目蒿莱人不见，隔江惟有野狐鸣。载得扁舟江上行，雨余日嫩半阴晴。片帆直下桃花渡，春色三分昨夜生。那个时候，永丰门外还不曾有渡，和义门外的渡口设置不久，而东渡门外的桃花渡，宋元明清的骚人墨客，已为它留下了不少诗作。

　　诞生 桥板之间能看到汹涌的江水

　　当历史翻到１８６３年这一页，一座由十八艘木船联结而成的浮桥，出现在桃花渡上游不远处的关帝道头，次年冬季又移位到桃花渡。自此，即使是两岸桃花春水涨也不愁渡口满江风了［３］。虽说是浮桥，桥板之间空隙中能看到汹涌的江水，遇到风浪，桥还会上下起伏、左右摇摆，胆小的人走到桥上，难免战战兢兢，但相比那摆渡小船，毕竟是方便安全多了。

　　宁波建浮桥的历史十分久远，早在唐长庆三年（８２３），就建成了连舟十六艘的东津浮桥，因竣工时恰逢天现彩虹，故名灵见桥，后称灵桥。灵桥是当时宁波三江之上唯一的桥梁，普通百姓也就称它为江桥、浮桥。新江桥的出现，灵桥自然就被称作老江桥、老浮桥了。

　　新江桥比老江桥年轻１０４０岁，它在此时问世，有其必然性，也带了点偶然性。说必然，是因为新江桥的南岸，是号称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的江厦。这风水宝地，岸上市肆栉比，江边樯桅林立，各方商贾云集，市面早已十分繁华。再加上此地位于东渡门外，人流密集，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络绎不绝。而新江桥的北岸，是开埠已有十八年的外滩。此时江北岸发展的重心，已由槐树路桃渡路的姚江沿岸，开始向甬江沿岸的外滩转移。外滩日趋繁华，两岸的交通，依靠小舢板摆渡已不敷于事，建桥是必须的事。说偶然，是因为新江桥开建前一年，太平军攻占了宁波，官绅富豪纷纷躲入后来被称之为外人居留地的江北岸，很多老百姓为避战火也逃到这相对安全的地方。战争结束后，一部分人在江北岸留了下来，使南北两岸交通更加繁忙。有人看到商机就筹划建桥。也许是这太平军的战火，催生了新江桥。

　　关于新江桥的建成时间、建造地点和建造人，《宁波市志》、《鄞县通志》、《雁湖志略》以及《光绪鄞县志》稿本和刻本，各有不同说法，归纳一下，建成时间上有同治元年、二年、三年及同治年间之说；建桥地点有江北岸关帝殿道头、盐仓门关帝殿道头之说；建造人有西人、英商、费纶志李世濂等之说，或避而不说，或以管理人代之。综合各方面因素，笔者的看法是：新江桥始建于１８６２年，建成于１８６３年，迁建于１８６４年；始建时桥位应在今新江桥西侧一二百米处；由费纶志李世濂等宁波人与洋人合股兴建［４］。

　　新江桥建成后由洋人把守，要付四枚铜钱才能过桥，肩贩者倍之，乘舆者更倍之。出资建桥、过桥收费，在西方社会或许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在当时宁波，却难以被接受，因为自古以来，宁波人一直将修桥、铺路、造凉亭作为善事义举来做，最典型的如后来陈磬裁造十桥十亭，都是义桥义亭。过桥要交钱在宁波是破天荒的事，老百姓心目中，这无异于山大王收卖路钱。这种与传统道德相悖的做法，自然为当时社会舆论唾弃，这或许正是志书在建造人上闪烁其辞的原因。

　　运营 磕磕碰碰磨难不断

　　过桥费由洋人出面收取，目的是为了避免税钱起衅，但实际上还是纠纷时起，争端不断。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因过桥收费发生大惨案：宁波有行四月半庙会、迎五都元帅习俗。这一年行会热闹异常，其中彤云社最为出彩，光怪为诸社冠。当彤云社的队伍自城区游行过来时，江北岸观会者纷纷涌向新江桥，桥上观者如堵，洋人台佛生、恩多利等人，仍上前按人纳税，少迟即逞其残暴，鞭拆齐施，于是会自东来，人向北窜，势如潮涌，桥梁遂折，坠水死者百余人，号呼痛哭之声震动天地。因此，宁波有了好看彤云社，翻落江桥下，氽到下白沙，撩（捞）起豆腐渣的民谣。

　　惨案发生后，宁波地方人士多次想筹款赎回新江桥，使之成为不收过桥费的义桥。五月初，周廷桂禀称集款赎桥，免行人税，西人故索巨价，款难骤集，事遂不果，此后禀请者多人，末成。到了光绪初年，又因过桥收费发生命案，有营兵丁某董某过桥，因董某未穿号衣（一说穿在衣服内），引起争执，被守桥人殴死（一说是被英人恩多利蹴死）。

　　邑绅陈政钥听说此事，深为悲愤，于是与姜伦棣等人一起与洋药商严文周协商，以在两年半内出卖洋药时每箱加厘金三钱的条件，由福建、宁波两帮洋药商筹银１６０００两，赎回新江桥。

　　陈政钥即鱼门太守，甬上传奇人物。赎桥时陈鱼门年逾六旬，睿智依然。新江桥照明有一矛盾：不点灯，行人有失足之虞；若点灯，船夫有撞船之患。因为点灯后，桥板下面灯下黑船夫对着光，不易辨清桥洞。陈鱼门想出一法：用四方式样之灯，中点火油灯六盏，东西两面用洋铁，南北两面用玻璃，是以江中无影，而桥上有光，船夫、行人，两全其美。新江桥修妥后，陈鱼门邀请本乡耆老祭桥，主祭者为张君铁峰，年已八十九岁，足磴红鞋，手扶鸠杖，须长尺许，及参神时乃易蟒袍补服朝珠，尚有绅耆多人亦皆须髯垂腹。是时观者填街塞巷，欢声雷动，以为从此后可得利涉矣。让人遗憾的是新江桥赎回次年，陈鱼门溘然离世。

　　浮桥木制，要经常维修更新，开排、救生、防灾等也需要用人，因此每年要支出大量维修管理费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邑绅江镜清、姜伦棣、陈祺沅等组织董事会善后，经与建宁洋药栈会商，议定自此年起，新江桥所需经费，由洋药栈立柱承办，建商分四柱、宁商分两柱，挨月轮值。所需费用，由轮值之柱按月向众栈匀派给付。并订立八项条规，对组织人事、大修期限、轮值安排、以及禁项罚则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然后禀请当道将相关内容刻入新江桥永禁碑公示于世。

　　１９０６年，清朝诏定十年禁绝鸦片，洋药商日子渐渐不好过了，新江桥经理公所的收入也随之渐渐断了来源，入不敷出。严文周之子严康懋慷慨解囊，允诺不敷之款，俱由其垫补。１９２９年严去世后，不足资金又由周巽斋承担。１９３４年，周以年老力衰难胜重任请辞，经协商后，决定组织新江桥管理委员会，推选陈宝麟、俞济民、倪维熊、周巽斋、朱旭昌、毛秀生、俞佐宸等为委员，陈宝麟、俞济民为常委，轮流主持，分总务、工程、经济三组，缺口请平津会拨助基金，向银行、轮船公司、同业公会等劝募。

　　建造和管理浮桥，在宁波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营建技术已十分成熟，管理经验也相当丰富。１９３５年４月，温州永嘉商会拟在瓯江建设浮桥，专此来函咨询，向宁波学习浮桥建造技术和管理方法。可见，宁波浮桥当时已名声在外。但这种依靠浮船承托的桥梁，具有先天缺陷。首先是抵御台风、洪水的能力很弱，遇到灾害天气，常常会发生桥断人亡惨祸。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６日《申报》报道：宁郡于上月十九日昼间忽狂飙卷地，骤雨跳珠，新江桥上有三人连伞吹入江中，虽经救生船极力施救。奈其时水势湍急，打捞无踪。１８８９年８月，一场暴风雨将新江桥、老江桥两座浮桥统统冲走。１９１２年１２月，北风怒吼，潮汛大涨。某树船进口由三江口抛锚，一时不慎顺潮退下，竟将新江桥第四排铁链撞断，江桥全排流开。１９２２年９月，新江桥因风潮大涨，铁索已断。幸经江桥工程局遣役二十余人预防，用粗绳缆住，并将桥板揭去，故未遭氽去。一百多年来，关于新江桥事故报道屡见不鲜。

　　浮桥再一个缺陷是桥上行人与桥下过船相矛盾，大船过桥必须开桥，即拆除桥面才能通过。每当开桥过船时，南北两端常常等满过桥行人，急于赶路的人仍得摆渡过江。后来新江桥只能限时开桥，规定在清晨沪轮未到前开放，沪轮到后即须停止开放，下午二时至五时亦为停开江桥之期，再后来干脆白天不再开桥，大船要等到夜晚才能通过。另外，新江桥桥面狭窄，通过能力很小，江北岸火车站建成通车后，新江桥更是不堪重负，每日当轮舶夕开，火车既至之时，新江桥上车水马龙，人众杂沓，拥挤不堪，回旋无地。

　　历史旧影中的新江桥

　　改建

　　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早筹划改建新江桥的是德国人穆麟德（也译作莫勒德夫），此人时任浙海关税务司，是江北岸工程局的创始人，也是首任实际负责人。１８９８年，穆麟德打算将新江桥改建为铁桥，而将浮桥移到盐仓门外，并计划在江北岸前后沿江一带建筑马路。次年，马路是拓宽了，新江桥也因马路拓宽江面变窄，浮船由十八艘减为十六艘，但改建新江桥的工作仅仅是丈量一下江面，１９０１年穆麟德去世，首次改建便没了下文。

　　第二次发起改建，是在灵桥尚在建设的１９３５年。当时测算，若灵桥竣工后继续改建新江桥，可节省经费五万余元。善于精打细算的宁波人，开始着手改建新江桥，为利于募捐，还决定新江桥改建后名为中正桥。１９３６年灵桥建成，老江桥变成新江桥，新江桥成了老江桥，出现了所谓"旧者新而新者老"的情况，改建新江桥呼声更高，人们期盼数年后新江桥改建告成，飞梁千尺，翼然江上。灵桥筹建者也余勇可贾，通桥大典后仅仅过了十天，宁波旅沪同乡会就专门为改建新江桥开会，决定组织沪甬两筹备处，沪筹委由杜月笙、俞佐庭、张继光、金廷荪、秦润卿、蒉延芳、朱守梅、竺梅先、张申之、乐振葆等三十九人担任；甬筹委由王文翰、俞佐宸、陈如馨、周大烈、金臻庠、余润泉、毛稼笙、朱旭昌、卓葆亭、陈宝麟、俞济民等十一人担任。建筑经费定七十万，沪筹六十万，甬筹十万。并征求发起人三百五十人，每人至少担任捐募两千元。第二年六月，建造中正桥筹委会总干事竺梅先、设计组主任陈寿芝等专程从上海来宁波，对新江桥进行勘测，据他们意见：新江桥长四百三十英尺，改建时为稳固计，非用三洞桥不可。但对于经费及船路皆发生影响，故拟改建独洞环形大铁桥，将桥之南端移置于甬东司巷道头，由此桥身将可缩短二十英尺。"［１２］竺陈等回沪后，将拟定设计书提交大会核议。但是，没过两个月，淞沪抗战爆发了，从上海募集大部分资金已无可能。新江桥的改建，由于日寇进一步侵华，被耽搁下来。可气的是，在日伪时期的１９４３年，居然有人在报上唱高调，说要彻底改造新江桥，真是痴人说梦。

　　第三次发起改建是在１９４７年。抗战胜利后，老态龙钟的新江桥更是不堪重负。１９４６年８月，因救济署航空站重车横行，桥粱损坏。时任鄞县参议会议员兼新江桥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大烈在报上疾呼：重车过桥向属禁例，查系救济署、航空站之大卡车，经报告该署站驻甬负责人员，置若罔闻，凭藉势力、姿意妄为，破坏地方建设，深堪痛恨。近来商车公司，相继效尤，负有交通责任之警察当局，竟亦视若无睹，不予阻止，实属有负职。面对老旧又损坏严重的新江桥，金廷荪，周大烈等人在１９４７年１月又发起改建新江桥的倡议。４月３日，趁蒋介石返溪口之机，耆绅孙表卿、毛懋卿、赵芝室、张申之、吴传方、俞佐庭等备文向蒋面陈，除了陈述改建新江桥之必要理由，还提出建桥资金筹集方案：计划征收沪甬航线各轮船１０％客货运水脚（水路运输的费用），两年为限，不足之数，向各方劝募。但蒋将方案转交通部后，交通部以事属地方建设，加重民负，批示不准，转饬省政府统筹办理。１９４８年４月，蒋经国到溪口祭扫祖茔，途经市区，实地勘察新江桥后，面允向交通部代为疏说。经蒋斡旋，交通部同意经当地民意机关议决通过，可以征收改建新江桥建筑费。蒋后来还函催宁波有关人士加紧筹备改建。但此时物价飞涨，建桥预算经费已大大增加，新江桥改建困难重重。到了１９４９年４月，浙江省建设厅长柳际明，以美援剩余物资项下尚有造桥用之钢梁，可资利用改建新江桥之需，要求速送新江桥资料，鄞县县府立即遵令造送。就在这个月，渡江战役打响，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已无人顾及改建新江桥了。

　　嬗变

    一桥飞架南北

　　据《宁波市志》所载，解放后，１９５８年也曾准备改建新江桥，但仅仅是在１９６０年完成地质钻探就结束了。

　　风烛残年的新江桥，直到１０７岁那年，终于等到了姗姗来迟的接班人。１９７０年９月３０日，一座三孔双曲钢筋混凝土拱桥建成了，桥名反帝桥但在老百姓的口中，它依然是新江桥。这种桥当时十分流行，是多快好省的产物。它能预制装配，不需拱架施工，从而节省木料，缩短工期。新江桥从动工到通车只化了一年两个月时间。

　　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关系，新江桥位于江流弯曲处，桥梁与江流不是垂直相交，桥身一宽，船舶过桥更加困难，再加上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潮位高时，经常发生船撞桥、桥卡船事故。伤痕累累的新江桥，在２００６年９月被鉴定为危桥而紧急封桥，次年１２月拆除。

　　而今，在全市人民的期待中，新江桥３．０版即将面世了。康庄直接道途平，攘往熙来起颂声百多年前戈鲲化赞颂新江桥的诗句，将被后人续唱下去。

　　注释

　　[1]清 徐凤垣 《甬江竹枝词》

　　[2]清 胡湜 《江行》

　　[3]清 戈鲲化 《绝句八首》

　　[4]《宁波史志》2015年第一期《新江桥建造时间、地点及建造人考》

　　[5][6]《宁波闲话》1933年3月13日

　　[7]《申报》1877年9月15日

　　[8]《申报》1877年8月3日

　　[9]《申报》1912年12月30日

　　[10]《申报》1922年9月3日

　　[11]《申报》1929年11月6日

　　[12]《申报》1937年6月28日

　　[13]《时事公报》194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