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日本派遣后藤新平赴台担任“民政局局长”。因为时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实在太忙，后藤新平这位“台湾总督府”的二把手成了日本处理台湾省殖民事务的直接负责人。后藤新平抵台后，曾拟定条令《匪徒刑罚令》，规定：不仅抢掠、伤人，甚至连破坏建筑物、道路和电波塔的也要被判处死刑；另外，凡是被“总督府警察”认定为是“匪徒”的台湾民众，也都要被判处死刑。据统计，仅是在《匪徒刑罚令》实施后的5年中，就有至少3000名台湾省居民被杀害。此外，后藤新平还开办了可供台湾省儿童学习日语的公共学校，但当时这些儿童不仅无法进入专供日本儿童就读的小学学习，还一律不被准许上中学。日本人的想法简单明了，那就是让台湾省民众成为只能听懂日本人号令的“奴隶”罢了。

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20年代开始才有所改变，1915年的西来庵事件平息之后，台湾省人民的抗日运动开始脱去武装抵抗的色彩，转向反殖民、追求民族自决的民族运动。这些运动对日本殖民当局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受法国影响，日本认为只有对殖民地民族进行同化，才可打破民族自决的基础，从而稳固在台殖民统治，这期间实行的政策便是将台湾省视为日本本土延伸的“内地延长主义”。1919年首任由文官出身的“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他不仅在台设立了州、市、街等地方官选议会，还积极任用台湾省籍官吏、废止台湾人禁与日本人共同上学限制、认可台湾人与日本人的婚姻等。虽然台湾省民众的自主权利在这之后有所扩大，但仍然无法改变日本人试图奴化台湾省人民的事实。

以教育为例，为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日本殖民当局从中等教育开始，就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当时台湾的高等教育基本上都由日本人独占，比如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国大学，其中收容的台湾子弟就很少，一般台湾子弟只能上像医学专修这样的专门学校、职业学校。此外，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台湾省其他的高等学校甚至都是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而在教学内容上，日本人专注传播殖民主义文化，大量排挤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可见日本人就是想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对台湾人的影响，从而消灭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民族和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