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才

    早年——大约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大哥不知从何处搞到一张购车券，购买到了一辆上海凤凰牌自行车。在那个年代，年轻人如果能拥有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比现在的人拥有一辆豪华轿车要更引人注目。大哥爱惜车而舍不得骑，每天上下班以步代车，临走之前，对我丢下一句话：“哎，用旧毛巾将车子擦擦。”

    我便义无反顾地接受下了这份苦差使，就像士兵接受上战场的光荣任务。细细端详：这辆车子是黑色的，车型为28吋（过去“英寸”的写法，为常用非法定计量单位），像一个粗壮的汉子，显得憨厚而质朴。我用旧毛巾先细心揩抹车龙头，然后再揩抹座垫、书包架和三角档，最后，又揩抹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及至把整辆车子擦拭得崭新锃亮，熠熠生辉，这才歇住了手。接下来还有一个娱乐节目：我坐上车座，拚命踩踏脚板，车后轮在原地转得飞快（车子有撑脚撑着），车链条转得嗦嗦响。旋转到达了高潮，我猛一用力捏手刹，后轮立即原地不动，并发出急躁的停止的声音。由此，过过骑车的瘾。但有一次，我吃了苦头。那次像往日一样，我擦拭车子完毕，坐上车座踩踏脚板，由于人没有坐牢，从车座上径直掉了下来，人刚落地，车子也跟着倒地，砸向了我的脑袋，砸得我好疼哟，一摸，额头顿时起了个包。以后再也不敢如此自娱自乐了。

    大约过了一段时间，大哥因手头拮据，不得不将那辆自行车转卖了。由于我天天擦拭，车子依旧崭新锃亮，熠熠生辉。当那个买主付了钱，准备将车子骑走时，我似乎看见车子依依不舍、万般无奈与伤悲。我真想冲上前去一把抱住车子，不让它走，但车子还是被人骑走了……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记得第一次学骑自行车是在人民广场上，一个春天的傍晚。车子不知从何处搞来的，我与薛家驯同学做搭档，或者你扶我骑，或者我扶你骑，忙乎了一个晚上，出了一身臭汗，居然能够在不帮扶车子的情况之下，也能够独自骑行了。记得我当时很兴奋，当骑上车跌跌撞撞上路时，风儿在耳边呼呼地响，四周的物体纷纷向身后闪去，我真想双手放开扶手，高呼一声：“我来了！”

    第一次长途骑车，是在我上山下乡招工返城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招工到爵溪信用社工作，我的粮户关糸要从西周迁移到爵溪。那天，我从插队落户的所在地马岙公社峙前大队出发，翻越一座大山，再跋涉十几里山路，来到了泗洲头。我的胆子也够大了，人生地不熟的，居然走进泗洲头银行营业所，目的是借一辆自行车，好去西周办理粮户关糸。有位瘸腿的工作人员听了我的要求后，就马上同意了。当时，那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得说了。

    我从那人手里借到车子后，就上路了。这是我第一次长途骑车，心里难免有几分胆怯，尤其是对面车子飞驰而来时，真害怕我的自行车会不会一头撞了上去。在一路上提心吊胆的情况之下，我终于骑着车安然无恙地到达西周，办理完粮户迁移手续后，已经时近黄昏。这天晚上，我住在堂弟（他在西周插队）的宿舍里。翌日天亮，我告别了堂弟，骑车登程。这次回去，有了来时的骑车经验，显得轻车熟路，胆子也大了，一口气骑到了泗洲头，顺手将车子归还了原主。

    1978年开春开始，我就在爵溪信用社上班。爵溪信用社备有一辆车子，是黑色上海产永久牌，28吋，半新不旧的模样。我常常骑着它去南庄银行营业所提取头寸（现金出库）或者缴款，也常常骑着它回家休息。

    说起骑自行车，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有一次爵溪信用社主任去南庄银行营业所提取头寸，他把提取来的巨款装在帆布包里，然后搁置在书包架上打道回府。车行半途，帆布包从书包架上掉落了下来，有人看见，便呼叫：“×主任，你的包掉落了！”主任以为人家是与他开玩笑，便回答：“包掉落了，你自己捡去好了。”当他骑车至单位门口，下车一看，果然不见帆布包了。后来那个好心人将帆布包亲手送到主任手里，主任感激不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爵溪民风淳朴。

    如果说主任因骑车麻痹大意失落了装有巨款的帆布包，那么，我却因骑车不小心跌落进河沟里差点没有被淹死。

    那天上午，我从家里搬来铺盖卷儿，搁置在自行车书包架上，准备载往爵溪信用社。那时候，去爵溪方向的公路是盘山环绕的，坡很陡。如果从岭顶上骑车下来，即便前后车闸一起制动，车速也快得惊人。那天我的自行车前后闸都坏了，又不愿意推着自行车下大坡，于是斗胆骑车下岭。车速起初还不太快，几分钟后便如风驰电掣。耳边只听到呼呼风响，路边的树木齐刷刷往后倒去，路上的行人、车辆都被我甩到了后边。车速很快，更加恼心的是车骑半途，铺盖卷儿由于绳子没有捆结实，从书包架上滑落下来，歪吊车子侧旁，因此自行车失去了重心，但我并不察觉。当我骑至爵溪市区的小桥，就出事了。桥系平板桥，由青石板铺设，桥两侧没设栏杆。由于车闸坏了，以及巨大的惯性作用，我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进了河沟里。时值隆冬，天气酷寒，我被路人救起后，人冷得像筛糠一样发抖，上下牙咯咯地打着战。感谢同事蒋圣岳热心地给我换了一套棉袄绵裤，还在他家里吃上了一顿热乎乎的午饭，让我全身心地感受到了同事之间的关心与友爱的温暧。

    在爵溪信用社工作了八个月，我调至丹城信用社。事有凑巧，在丹城信用社也有一辆自行车，也是黑色上海永久牌的，也是28吋的，也是半新不旧的模样。我骑着它去银行提取头寸，也骑着它去缴款，一付形影不离、耳鬓厮磨的样子。但有次骑车玩得差点砸了锅。那天晚上我和“插友”张海岩一同骑着单位的车去玩，记得顺便拜访了一位朋友，回来的路上车胎漏了气，我只好推着自行车回单位，将车停放走廊里。谁知翌晨，主任发现情况后，火冒三丈，将车胎已漏气的自行车径直推往县农业银行大楼(那时候农村信用社隶属于农业银行管辖)，去向行领导告状。我心里想，坏事了，行领导接到告状后，这次我肯定要“吃大菜”（即吃批评）了。其实，这么小的事体，行领导亦不会小题大作，当然是小事化了了。我虚惊一场，但以后骑单位的车子受到了限制，不能随随便便乱骑出来玩了。想想，这也是应该的。

    后来，单位经济效益好了，社会福利也随之水涨船高，每个职工都能发到一辆轻便的26吋自行车，我骑着它走南闯北，委实过足了骑车的瘾。其中最远的一次，是我骑车探访镇海骆驼镇的刘振祥同学，历时五天，风雨兼程，既锻炼了身体，又开阔了眼界，还节省了一笔路费。

    说起来，很可惜我有两辆自行车落在窃贼的手里。一次是骑车去东谷湖游泳，我将车子停放在大堤之下，等我游完泳，车子巳不翼而飞了。第二次，是我在一家食堂搭伙，将车子停放食堂的楼梯下，第二天早上发现车子又被窃贼顺手牵羊了。车子两次被窃，我很心痛，但亦很无奈……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物换星移，小轿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我却依然和自行车不离不弃，形影不离，难舍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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