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捕鸟网构成犯罪的法律分析

—以非法狩猎罪的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争为中心

作者：魏宇航律师

摘要

随着生态环境恶化与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提升，利用捕鸟网等工具非法狩猎的行为日益受到刑法关注。

本文以我国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系统分析使用捕鸟网构成非法狩猎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深入探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区别与竞合关系，并重点围绕以下实践争点进行深度剖析：

其一，非法狩猎罪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结合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12号）辨析"情节严重"的法律性质；

其二，批驳司法实践中认为2022年解释出台后入罪门槛整体提高的执法误区，论证新解释实质上是降低而非提高了

对使用禁用工具狩猎行为的追诉门槛；

其三，明确"狩猎"行为的法律定义，批驳实践中"未从捕鸟网上摘鸟不构成狩猎"的错误认定；

其四，深入辨析"护农目的"能否排除非法狩猎的犯罪故意；

其五，重点探讨禁用工具的实质认定标准，回应"防鸟网""隐蔽缠绕物"等工具名称规避策略。

研究表明，非法狩猎罪在犯罪形态上应定性为情节犯；2022年司法解释通过增设行为要件独立入罪路径，

实质上扩大了刑事追诉范围；架设捕鸟网本身即构成"使用禁用工具狩猎"；"护农目的"既不能排除犯罪故意，亦不构成违法阻却事由；

禁用工具的认定应当遵循"功能实质+名称外观"双重检验标准，工具的名称不能替代对其客观危害性的实质判断。

关键词：非法狩猎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捕鸟网；禁用工具；防鸟网；隐蔽缠绕物；法释〔2022〕12号；执法误区；护农目的；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缘起

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类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然而，受经济利益驱动，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行为屡禁不止，其中使用捕鸟网捕猎鸟类的情况尤为突出。

捕鸟网，又称粘网、丝网，是一种以尼龙丝或聚乙烯丝编织而成的网具，网眼细小，能够将飞行中的鸟类缠绕粘附，使其无法挣脱。

此类工具因成本低廉、操作简便、捕获效率高而被广泛应用于非法捕猎活动，对鸟类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从刑法角度审视，并非所有使用捕鸟网捕鸟的行为均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

非法狩猎行为的入罪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包括猎捕对象为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在禁猎区或禁猎期使用禁用工具等。

司法实践中，对于使用捕鸟网捕鸟案件的定性存在一定分歧，特别是在涉及不同保护级别的野生动物时，

如何准确区分非法狩猎罪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成为理论与实务界需要明确的问题。

更为深层次的理论争议在于：非法狩猎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应当如何理解？

202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12号）对入罪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使得这一理论争议更加突出，亟需从刑法理论层面予以回应。

（二）研究意义与目的

本文研究旨在系统梳理使用捕鸟网构成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相关罪名的适用标准，并重点回应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若干突出争议，

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提供参考。具体而言，研究目的包括以下七个层面：

第一，明确非法狩猎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

第二，厘清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关系，避免罪名适用错误；

第三，深入分析非法狩猎罪"情节严重"要件的法律性质，明确其属于行为犯、结果犯还是情节犯；

第四，批驳"2022年解释出台后入罪门槛整体提高"的执法误区，还原新解释降低追诉门槛、强化保护的真实立法意图；

第五，明确"架设捕鸟网"本身即构成"使用禁用工具狩猎"，批驳"未摘鸟不算狩猎"的错误主张；

第六，辨析"护农目的"不能排除犯罪故意，防止该理由被滥用为逃避刑事追诉的借口；

第七，确立禁用工具的实质认定标准，回应"防鸟网""隐蔽缠绕物"等工具名称规避策略，确保对变种禁用工具的有效规制。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本文采用规范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规范层面，以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对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进行系统解构；

在案例层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司法裁判，分析其在罪名认定、量刑情节等方面的做法，以期揭示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律。

论文主体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引言；

第二部分为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件分析（含禁用工具实质认定标准的专项讨论）；

第三部分为非法狩猎罪的行为犯与结果犯之争（结合2022年司法解释深度剖析）；

第四部分探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非法狩猎罪的区别与竞合关系；

第五部分为相关案例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